《主体的命运》第3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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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词与物》英译本序言中，福柯简洁地说明了自己的目的是为了逆转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传统区分。
传统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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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批判人类学主体主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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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宇宙学、物理学、抽象和无机科学具有某种首要性，拥有科学的理想模式，而人文科学则太不纯粹，充满着人类谬误、迷信和偏见，不能提供有规则的明确历史。与此截然相反，福柯认为，一个特定时期的所有智力活动都遵循某种知识译码的规律。
福柯想要描述的是认识型领域，在认识型中，人们对知识的考察撇开了所有涉及其理性价值或客观形式的标准，知识建立了自己的确实性，并因此显明了一种自己的可能性条件的历史，从而使得产生了不同经验科学的知识构型呈现出来了。
这样一个事业，如其说是传统意义上的历史，倒不如说是“考古学”。为此，福柯集中注意每一个认识型（éｐｉｓｔéｍｅ）内部的相似性，认为各个历史时期之间的决裂是考古学层面上的断裂。
“认识型”是《词与物》专门使用的一个术语，指的是“词”与“物”借以被组织起来的那个知识空间，它决定着“词”如何存在，“物”为何物，是特殊知识和科学的存在条件的一个关系维度。
“认识型”是一种必然的、无意识的和无名的思想形式，它是一种先天③知识，在一特定时期界定经验总体性中的一个知识领域，限定出现在该领域中的客体的存在方式，向人们的日常知觉提供理论力量，并定义人们借以能提出有关事物的话语的种种条件。认识型作为各种知识领域的基础，对应于西方思想文化中的不同时期的概念基础。
无法弥合的间断性决裂把文艺复兴认识型、古典认识型、现代认识型和当代认识型分隔开来了。
“认识型”这个词相当流行，法文词典《小罗贝尔》以福柯著作为例给出了它的定义，“作为一个社会集团和时代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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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的有机知识的综合体系“。
在物理学中，某些哲学家和历史学家把从经典力学到相对论和量子理论的突然转换看作认识论决裂（巴歇拉尔）或科学革命（库恩）
，并认为有关物理世界的新阐释不仅可充当科学知识的范式，而且还可用作一般知识的范式。福柯所受巴歇拉尔和康吉汉的影响已在前面涉及。
尽管库恩并不直接影响福柯，但是他的科学变化理论与福柯的人文科学考古学之间有共同之处。同库恩一样，福柯也把语言视作知识的模式，认为人文科学虽是系统的，但不是完全形式化的，而是镶嵌在社会集团的理论与实践中，并能表象“实在”。福柯的认识型，同库恩的范式④一样，是不可通约的，认识型相互间截然不同。福柯的认识型并不随着令人信服的独立的相反论据和论证体系的出现而消亡，而是如同在科学共同体内的库恩的“格式塔转型”
，相应于文化变化而消亡。
基于以上共性，有的批评家指责福柯不指名地从库恩那里挪用了范式概念（认识型范畴）
，更有甚者，认为福柯这样做只是为了利用库恩范式概念的知名度。对此，福柯作了答复：“确实我认为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是令人钦佩的、建设性的。但是……当我在１９６３年冬——１９６４年期间阅读库恩这部著作时……我恰好已经完成了《词与物》的撰写。
因此我并没有引用库恩，而是引用了科学史家Ｇ。康吉汉，他塑造并激励了库恩的思想。“
⑤
福柯的说明是可信的，因为福柯的认识型并不是库恩范式的翻版和简单搬用。首先，适用范围不一样，福柯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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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并不限于物理学，而是涵盖一门自然科学（生物学）
、一门社会科学（经济学）和一门人文学科（语言学）。其次，福柯认为认识型是确实遵守规则的，是认知语言的“基本译码”
的发生语言，而库恩并不认为，我们通过把认识型归结为几种规则就能理解这个认识型。第三，福柯把规则应用在人文科学的界限上，旨在改变人文科学知识的本性，并加速旧认识型的毁灭；而库恩认为，改变共同体所拥有的知识的本性，也就是削弱了共同体的认知，并主张等待新范式的出现。
第四，尽管同库恩一样，福柯的认识型具有囿于规则的认知结构的封闭体系，但福柯认为，每个认识型都是一个由无意识的分类范畴产生的不同的甚至矛盾的因素所组成的知觉结构。第五，福柯从未假定科学知识的客观可能性，而从库恩思想发展看，他承认并强调科学论证的客观可能性，认为毕竟存在着某些公正的比较基础，能证明某些理论在客观上比其他理论要好。
长期来，批评家们讨论了福柯认识型的真正含义及其在他的思想中所起何种作用。许多人把认识型看作一个排除了历史的“总体性”
，一个并不进化的静止体系。有些人则把认识型描述为“有关体系的理论”或“一个结构，一个连贯体系”
，甚或“超验”观念。另一些人则注意到“新认识型为何产生以及旧认识型为何对随后认识型来说是可理解的”这样的问题。而英语国家的批评家则认为，福柯是人文科学中的库恩，他的认识型也就是人文科学的范式；也有人认为，认识型是无意识的生活世界，如同胡塞尔所说，在科学概念下面存在着一个生活世界，而沉重的“哲学基础”又强加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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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生活世界上。有人甚至于认为若没有认识型这个概念，也能很好地理解福柯。真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笔者无意否定每种说法所具有的不同程度的合理成分，也无意加入这场争论，而是想澄清一个基本事实，即福柯并不了解这样一些问题：为什么存在着大约持续了１５０年时间的不同体系的连续呢？
如果每个体系是自我包容且不需要进一步说明现象，那么为何一个体系能取代另一个体系？如果说突变意味着事物突然间不再以同样方式而被知觉、描述、阐明、分类和认知，那么这些突变遵守什么样的规则呢？他认为，考古学暂时能做的仅仅是描述谜一般的间断性，而不可能限定这一仅仅几年内就引起了认识型整个变化的“激进事件”的本质。
不仅如此，而且福柯对认识型这个词的使用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一般来讲，福柯有两种用法。一是表示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的整个西方知识，其间有认识型的一般的重新分配中的两个巨大间断性，即认识型在文艺复兴时期和古典时代有不同的构型。二是指存在着时间上连续的认识型，而非一个认识型的不同构型，这是该词的通常用法。于是，就有文艺复兴认识型、古典时代认识型、现代认识型、甚至当代认识型。实际上，在任何特定时期，作为所有知识的可能性条件的，只存在一个构型或一个认识型。
在《知识考古学》中，福柯很少提到认识型，而是用“先天历史，或”档案“
（ａｒｃｈｉｖｅ）等新词取代了《词与物》的认识型。那时福柯否认认识型是作为特定时空的知识基础的一种总体化的和统一的体系，而是认为认识型不是一个总的基础理论，不是理性的一般阶段，而是一个散布的空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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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开放的关系领域，“如同你所看到的，没有什么比追寻一种抑制性的、至高无上的和统一的形式这种做法与我更加格格不入了。我并不试图通过种种迹象觉察一个时期的统一精神，其意识的一般形式，类似世界观的某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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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１９７０年出版的《词与物》序言中，福柯只提到古典时代的认识型，并强调该书是一种严格的“局部”研究。但在１９７４年，福柯再次改变想法，承认他起先错误地把认识型设想为一个体系或理论形式，甚或类似范式的某物，现在福柯感到自己应该好好讨论迄今为止仍然被忽视的权力问题。在《监督与惩罚》和《知识意志》中，福柯只是顺便提到认识型，认为它是科学专门具有的。
而在１９７７年，福柯依据那时他所喜爱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