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的命运》第26章

是为了反思这些条件，以便揭示出在何种程度上这些条件事实上具有一种偶然的历史起源。但是，如果康德的问题是认识到在放弃超越时知识具有什么样的界限，那么福柯的问题就较为积极：我们如何能把自身从这些条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即超越这些条件。也就是，福柯把一种以必然界限的形式而进行的批判转变为一种以可能超越为形式的实际批判OM。福柯的理性批判抛弃了传统哲学的目标，即把理论和实践知识奠基于对思想和实在的本质的普遍结构的理解，而是以揭示和驱散有关思想的偶然的、历史的束缚为己任。福柯在肯定理性作用的同时，也看到了理性本身借以能横行霸道（而非解放）的种种方法，并把使用理性去克服它自己的毁灭性倾向当作他自己的任务。
尼采作为现代非理性主义的开山祖师，对苏格拉底的“乐观主义科学精神”
的实质——理性主义作了批判。
甚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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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７主体的命运——福柯哲学思想研究
说“不加选择的知识冲动，正如不分对象的性冲动，都是下流的标志”。
然而，尼采批判科学理性给人类造成的严重后果，并不是为了否定科学本身的价值，而是强调科学只具有工具价值。他认为，实际上，理性都起源于非理性，非理性是认识活动、道德活动和审美活动的基础。理性不可能理解不可穷尽的具体的生命。在《快乐的科学》中，尼采认为理性不属于人的个别存在，而是属于人的社会性、群居性，因而它所反映的是人的总概的、表层的、间接的方面。
福柯承认，在他所受熏陶的所有思想因素中，尼采的思想最终占主导地位。这在他的知识论和权力观上表现出来的反人类学主体主义中得到了集中体现。在理性批判上，｜Qī…shū…ωǎng｜福柯与尼采更是一脉相承。
福柯呼吁人们要用“关切你自身”
（ｒａｐBｐｏｒｔàｓｏｉ）来取代“认识你自身”。在《词与物》中，福柯认为，在西方哲学史上，正是尼采第一个着手废除理性主体的至尊地位，并设法根除近代思想追问人所采取的“人类学”
形式。尼采思想在福柯著作中随处隐现，福柯用它来指导自己对知识、权力、性等新问题的分析，并对之进行深化和推广。
Ｍ。韦伯认为，我们生活并将继续生活的世界受制于一个与西方文化相联系的目益理性化的过程，即人类命运囿于工具理性的“铁笼”内，屈从于官僚统治，异化力量日益加剧，没有逃避。
即使社会主义（作为人类条件改善的理论）
也只是产生了高度的严格的官僚管理和控制。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联系在一起的理性化过程因此并不随着社会主义的降临而注定灭亡。这是一个科学专门化和技术分化的过程，其目标是寻求控制社会和自然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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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批判理性主义的主体７７
韦伯认为西方文化中对自然和文化实施的控制和倾向的发展并非人类理解生活的进步标志，实际上，这个发展不仅表明了人类未能理解自己的控制自然和文化的能力的界限，即在合理性发展的同时还发展着“谬误”
，而且还表明人类未能意识到自己尝试进一步控制社会生活所造成的影响。在韦伯看来，不断理性化的过程较为矛盾，它既与非理性的日益膨胀相联系，又与人类条件的进一步恶化相牵涉。显然，理性化过程并非理性的过程，也不表示意识或启蒙的深入。因此理性化过程是生产社会组织的有效形式，但合理性并非是促进个人或集体的道德进步的先决条件。
同尼采一样，韦伯认为，科学合理性和工具理性不能为相互对抗的价值或相互冲突的目标之间的仲裁提供基础。他认为，尼采在毁灭性地批判了那个发明了幸福的“末人”以后，尼采完全抛弃了素朴乐观主义，因为它把科学（即基于理性之上的控制自然和社会的技巧）
歌颂为通向幸福之途。
实际上，价值、正义、自由、美和善等领域是工具理性所鞭长莫及的。而且，如同合理性无力提供性质判断和价值区分的基础或标准一样，它也不能预见未来，历史充塞着偶然性和不确定性。这就是为韦伯、法兰克福学派和福柯所采纳的尼采思想。
福柯和韦伯他们都毕生致力于为现代合理性、社会和经济组织以及主体性的分析提供理论工具，他们都把一种批判历史主义当作保存理性的唯一道路，都把一种有关科学和政治责任的禁欲伦理奉为成熟知识分子的最高职责的义务。但是，福柯采取了乐观的方式，而韦伯则持悲观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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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对合理性形式、权力关系的分析以及反现代社会制度及其运作上，福柯与韦伯颇多共同语言，但事实上这个共同基础只限于理性化及其结果的批判。即使在这里，他们之间还存在着差别。在韦伯看来，理性化似乎获得了一种无所不包的历史过程的形式，其影响在经济企业、国家官僚机关和一般的理智化和世界的觉醒中尤为明显。就他的分析焦点是作为一个总体过程（即一个不断塑造社会关系和行为的所有方式的历史过程）的理性化而言，福柯就与此不同。福柯的研究对象是处于不同社会领域（其中每一个都植根于一个基本经验，如癫狂、疾病、性征等）中并得到检验的合理性形式，而非作为一个总体过程的合理性。结果，福柯的合理性概念只具有工具的和相对的意义。
鉴于韦伯认为理性化过程是不可逆转的，并对人类条件及其前景表现出顺从和失望，福柯则依据永恒存在的抵抗去讨论权力的实施及其合理性，认为在人类经验的几个领域里存在着种种合理性和权力—知识关系。福柯在讨论合理性和权力实施时，从未假定韦伯描述的那种理性化过程的单向度，而是对“事件”的多样性和特殊性作了一一剖析。
福柯明确否认自己的合理性和权力形式的历史分析类似韦伯的“理想类型”分析。他对适合于刑事监禁、癫狂的精神病学或性征领域的组织的合理性所作的分析，并不依据理想类型。因为监督（ｓｕｒｖｅｉｌｅｒ）与戒律（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并非理想类型（即受戒之人）的表述ON。在韦伯看来，与自然科学的严密、准确性相比，人文科学必定是阐释的、选择性的，因为特殊社会实践的意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场合有可能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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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批判理性主义的主体９７
变化。为了研究社会现象的单一性和特殊性，增进人文科学分析的严密性和精确性，必须进行“理想类型”的构建。
“理想类型”并不代表一个经验实例和实在，并不是伦理含义上的理想，而是构成了特殊现象的独特的统一性。福柯所说的机构组织的计划（由作为机构的理性图式的话语组成）与机构的实际操作（并不体现适当的理性图式的实现）之间的差异并不等同于韦伯的理想类型与经验的现象实在之间的距离。福柯并不认为机构和社会实践是实在，而合理性和计划只是理想类型的见解，正好相反，如同机构和社会实践是实在一样，合理性和计划也是实在，这些计划构成了实在的组成部分，并产生了结果。福柯分析的直接对象就是：现存的合理性话语及其与社会实践和结果的复杂关系。
关于理性，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认为，渗透一切的工具理性（概念思想本身）是有关外部自然和人类主体的总体的具体化和统治的问题的根源。工具理性已成了人类条件的压抑或统治的工具，特殊形式的理性的支配使得人们有可能控制自然和社会环境。霍克海默指出，理性已经完全控制了社会过程，理性的操作价值，理性对人类和自然的统治作用就是唯一标准。在《启蒙辩证法》中，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论证说，启蒙面对神话，以解放为名，使世界觉醒了，并把自由转变成统治，“神话变成了启蒙，自然变成了纯客体性……启蒙对事物的所作所为，如同独裁者对待人类一样。”
R　E社会批判理论的方法论和政治向度的目的就是为了构造一种批判的社会分析，这表明批判理论家热衷于把人类条件从表面的自然束缚中解放出来。也就是说，他们在工具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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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８主体的命运——福柯哲学思想研究
（与社会和自然环境的技术控制以及政治统治的实施相联系）
与解放理性（它允诺了人类条件从统治专制中解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