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的命运》第19章

（三）
“主体”的返回然而，从１９８１和１９８２年开始，福柯思想更是常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研究重心由“权力”转到“主体性”问题。依照他自己的看法，如其说他关注权力本身，倒不如说关注人类借以成为主体的不同模式的历史。性史首先是一种允许主体的谱系学返回和占据先前由权力结构所占据的中心地位的方法。福柯于１９８１年指出，当我研究精神病院、监狱等时，我也许太坚持统治的技巧了……在随后几年里，我情愿研究产生于自我的技巧的那些权力关系。
１９８２年初他在法兰西学院的授课题目就是“主体的释义学”。
《性史》卷二《快感的享用》（Ｈｉｓｔｏｉｒｅｄｅｌａｓｅｘｕａｌｉｔé２：Ｌ‘ｕｓａｇｅｄｅｓｐｌａｉｓｉｒｓ和卷三《自我的关切》（Ｈｉｓｔｏｉｒｅｄｅｌａｓｅｘｕａｌｉｔé３：Ｌｅｓｏｕｃｉｄ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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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主体的命运——福柯哲学思想研究
ｓｏｉ）至迟在１９８４年６月问世，修正了卷一中的某些观点，并说明自己改变整个思考方法的原因。
福柯日益关注主体的自身构成，似乎他与人道主义者的争论已转向对话了。实际上，并没有迹象表明福柯的态度改变了，福柯对主体主义的态度并不温和。返回主体并不是返回先验的无历史的主体，而是历史中的主体。实际上，福柯自始自终都是反主体主义的。然而，毫无疑问的是，他现在从事的是现代主体的释义学。
依据刊在１９８４年６月２７日《世界报》上的医学简报，福柯于６月２５日下午１时１刻在巴黎的萨尔佩特里埃医院，死于因急性败血症引起的神经性并发症。过早地为自己朝气蓬勃的思想历程划上了句号。
福柯逝世后，著名学者Ｐ。维尼在《世界报》上宣称福柯的研究工作是本世纪思想中最重要的事件，这难免是过誉之论，但无疑也说出了福柯对当代思想的重要影响。维尼起先认为福柯简单地是一位比其他哲学家更有能力发现并实现我们的理想的哲学家而已，只是后来才理解了这项事业的较为庞大。在群星灿烂、人才辈出的２０世纪中，福柯的创造性在于他不把我们的限定性当作寻求确实性的基础。批评家Ｄ。
霍伊在《伦敦书评》上认为，福柯的去世标志着法国哲学又一个时代快要结束了。
哲学家Ｇ。德勒泽在其著作《福柯传》（１９８６年）出版前几天的一次会谈中，直言不讳：“福柯思想似乎是最伟大的现代哲学之一”
，坦认“这个世纪是福柯的世纪”。
这一评论较为恰当，因为福柯已被公认为战后法国继萨特以后思想舞台上最为璀璨的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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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新时代的思想大师３４
福柯的独创性，不仅在于他把目光聚焦在普遍为人们所忽视甚至鄙弃的但相当重要的边缘问题和卑微现象（如癫狂、犯罪、性倒错等）
，而且还在于他独辟蹊径地对普通主题（知识、权力、主体）作了与众不同的条分屡析，从而给传统哲学思想带来了巨大的和摄动的影响，为后半个世纪的思想研究设定了研究方向和计划。无论是考古学，还是谱系学，福柯都旨在努力检验思想在多大程度上能从沉寂思考中解放出来，进行别种思考，以引起事物的变化。
福柯具有敏锐的理论洞察力。
早在“五月风暴”
以前，他就具有关于权力的无所不在的直觉和关于传统政治学的脆弱性的直觉，他的高瞻远瞩的非凡预见力奠定了他在法国知识分子阶层中的重要地位。
世人给予了福柯应有的礼遇。法国首相和文化部长对福柯的去世表示深切的哀悼。几乎世界上主要的新闻报刊都报道和刊登了福柯逝世的消息。
１９８８年１月９日，康吉汉在巴黎主持召开了由１００多名学者参加的为期三天的国际福柯会议。所有这一些都证明了福柯影响的宽广范围和重要程度。
福柯在１９８１年回顾自己的思想历程时指出，他研究了西方文化中人类借以成为主体的三种客体化方式。主体之客体化的第一个方式是“科学分类”
，它把人类限定为能讲话、从事劳动和生活着的主体，它构成了福柯最有争议但也最为人所接受的《词与物》的核心内容。它表明了：生命、劳动和语言的话语如何被构建为学科；它们如何以此方式达到了高度的内在自律的连贯；这些生命、劳动和语言科学如何在某几个关节点突然发生变化。第二个方式是“区分实践”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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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主体的命运——福柯哲学思想研究
《癫狂与非理性》、《诊所的诞生》和《监督与惩罚》这三部书的主题。例如麻风病人在中世纪被隔离开来；穷人、疯人和流浪者于１６５６年被禁闭在巴黎总医院；１９世纪法国疾病的分类以及相联系的诊所医学实践；１９世纪和２０世纪的现代精神病学的崛起以及进入医院、监狱和诊所中；现代欧洲社会中性偏向的医学化、特征化和规范化。第三个方式是“主体化”
，主要在《性史》卷二、卷三中论述，它代表着福柯思想历程中一个重要的方向。如果说在前两个方式中，人基本上处于被动的、受约束的地位，那么在第三个方式中，主体化则是人自身的构成过程，人在其中是积极主动的。
本文标题“主体的命运”包含双重意蕴。一是指福柯对待主体的态度的演变过程。
一般说来，在５０和６０年代初，他批判作为理性主义的主体，具有存在主义特征；在６０和７０年代与存在主义决裂，批判人类学主体主义；在８０年代倡导人类主体是社会历史的产物，当然他对历史有特殊的理解。二是指在福柯所考察的三种主体的客体化模式中，主体是怎样受到不同对待的，即作为“知识主体”
、“权力主体”和“伦理主体”
，付出了什么代价。
这两层含义存在着交错重叠之处。
考虑到以上两方面的含义，兼顾福柯思想发展的时间顺序，并结合福柯思想的整体结构，本文各章安排如下。本文把“主体的客体化”的第二个模式中的疯人与理性人的区分实践分列出来，单独成章，即本文第二章的“批判理性主义的主体”。福柯捍卫癫狂（一种非中心形式）的本真性，反对理性主义宣称（笛卡尔主义）。
“主体的客体化”的第一个模式“科学分类”成了本文的第三章“反人类学主体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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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新时代的思想大师５４
（上）
：人——知识的产物“。
第二个模式中的犯人与守法者的区分实践成了本文的第四章“反人类学主体主义（下）
：人——知识—权力的产物“。
这两章表明，通过证明科学与权力的关系以及真理植根于政治的土壤，福柯质问了中心化的、权威的、科学的主体，并削弱了其超越的客体性的宣称。科学话语远非中性的真理陈述，而是完全牵涉于统治的实践中。把中央主体分散在产生了“权力技术”的话语—实践中，这一策略一直续存到《性史》卷一《知识意志》。根据福柯的“知识、权力和主体”三位一体原则（因为人是知识的产物，是知识—权力的产物）
，本文第五章为“伦理主体的自身构建”。
最后一章“人类主体：社会历史的产物”则是总结性的，从“人性”
、“权力”
、“历史”这三个密切相关的论题入手，剖析福柯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根本分歧，指出福柯的理论缺陷。
注　释：①Ｍ。波斯特：《战后法国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１９７５年，第３—６页。
②梅洛—庞蒂：《感觉与非感觉》，纳热尔，１９４８年，第１０９—１１０页。
③ＬｅｓＮｏｕｖｅｌｅｓ。
１９８４年６月２８日—７月５日。这是福柯生前最后一次会谈。时间是１９８４年５月２９日。
④Ｇ。劳来特：《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与Ｍ。福柯的会谈》，载《目的》（Ｔｅｌｏｓ）１９８３年春季，总第５５期，第１９８页，２０３—２０４页。
⑤《监狱交谈：与Ｍ。福柯的会谈》，载《激进哲学》１９７７年春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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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４主体的命运——福柯哲学思想研究
第１６期，第１５页。
⑥Ｌｅｓｍｏｔｓｌｅｓｃｈｏｓｅ。
ｕｎｅａｒｃｈéｏｌｏｇｉｅｄ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ｈｕｍａｉｎｅｓ。
Ｇａｌｉｍａｒｄ。
１９６６年。第３５３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