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的命运》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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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特于４０年代初起研究胡塞尔哲学，并于１９３４年完成了《自我的超越》和《胡塞尔现象学的一个基本思想：意向性》这两篇文章。萨特把自己的存在主义哲学称作“现象学本体论”
，即用现象学方法来研究存在问题。
尽管萨特认为现象学必须从笛卡尔的“我思”或胡塞尔的纯粹意识出发，以便克服传统哲学的主客二分，但是萨特认为，纯粹意识应该是透明的、无我的，由于胡塞尔把先验的自我放入意识内，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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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新时代的思想大师５
而这并不是纯粹意识了。再有，萨特应用胡塞尔现象学意向性原则来说明主客体的关系，但是他指责胡塞尔只停留在对意识本质结构的逐步阐明与明确描写，强调现象学还应该探究意识存在的本体论问题。
梅洛—庞蒂认为，笛卡尔把我思当作真理之源，而他认为真正的我思应是“我思考”下面的“我知觉”
，于是真理之源也就是特殊的、相对的、属人的东西。在真正的我思中，“我思考”并不包含“我在”
，恰恰相反，“我思考”被重新整合进“我在”的超越过程中。梅洛—庞蒂赞同胡塞尔的看法，认为纯粹的、仍然沉默的经验必须有其意义的纯粹表达，现象学的任务不是说明，而是描述。他所说的“我知觉”与可见世界的关系理论对应于胡塞尔所谓的“生活世界”
学说。
然而，他在１９４５年曾批判胡塞尔现象学还原留给我们重要的教训就是我们不可能进行完全还原。
梅洛—庞蒂还指责萨特避免不了自在的存在和自为的存在这两方面无法克服的二元论，因而根本不能理解历史，为此，他提出了一种八面玲珑的模糊哲学，认为存在着的人既非纯“自在”
，也非纯“自为”
，相反，人既是产品，又是生产者，既是主体，又是客体，是必然性借以能转变成具体自由的一个空间。他设法重新统一和揉合自笛卡尔以来愈加相互对立的哲学派别，他的哲学立场也就是在现象学和结构主义之间摇摆不定。
总的讲来，在二战前，法国哲学仍然秉承笛卡儿哲学的本土血脉，但在二战后，黑格尔哲学被新康德主义排斥之后又突然出现在法国哲学的舞台上，法国哲学开始与传统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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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主体的命运——福柯哲学思想研究
决裂。
当黑格尔在１９世纪３０和４０年代主宰德国哲学时，法国人还是很少注意到黑格尔，那时的法国没有黑格尔著作、学派、弟子、研究者。
占统治地位的仍是笛卡尔和康德哲学。
但在战后岁月里，决定性的哲学事件正是黑格尔辩证法和历史哲学的发现。把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译成法文并介绍给广大法国读者以证明这部著作的力量和真知灼见，正是Ａ。
科热夫和Ｊ。伊波里特的功劳。科热夫于１９３—１９３９年在高等研究实践学校开设了黑格尔课程。
Ｒ。阿隆、Ｇ。巴塔耶、Ａ。科伊尔、Ｐ。克洛索斯基、Ｊ。拉康、Ｍ。梅洛—庞蒂、Ｅ。
韦伊和Ｆ。费萨尔等人都听过这门课程。由于黑格尔哲学的得宠，“辩证法”这个词也从１９３０年以前的被贬（“假象的逻辑”或“赘冗哲学”）转为１９３０年以后的被褒（“超越分析理性或机械论的工具”）。从那时起，由黑格尔复兴带来的法国意识的动摇和改组都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法国哲学的许多重要发展。
《精神现象学》研究是马克思主义复兴、萨特存在主义以及６０年代结构主义的理论渊源。
梅洛—庞蒂曾颇为自信地指出，马克思和尼采的哲学、现象学、德国存在主义和精神分析法等过去岁月的所有伟大哲学想法都肇始于黑格尔哲学。正是黑格尔才尝试着探索非理性并把非理性整合进一个拓宽了的理性中。黑格尔的任务仍然是梅洛—庞蒂等人的任务①。他断言，如果我们仍然献身于一种新颖的古典主义、一种有机的文明，而同时又不失敏锐的主体性感觉，那么在设法遗忘其黑格尔渊源的忘恩负义的学说与黑格尔渊源本身之间重建一种关连，就成了最为迫切的文化任务。
②
存在主义是资本主义危机时代的危机哲学。萨特存在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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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新时代的思想大师７
义同当时法国的社会气氛相当吻合。战后法国因惨遭德国法西斯的蹂躏，种种社会危机日益加剧，法国人民尤其是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生活在恐惧、孤独、沮丧之中。他们的尊严受到肆意践踏，他们的生存受到严重威胁，他们的基本权利无法得到应有的保障。所谓的良心、责任、生命价值以及善恶、美丑、真假等标准都受到了无情的怀疑和质难。针对部分地由战争造成的“大众意识”
，针对战后普遍存在的悲观情绪，存在主义弘扬了具有独创力的主体性，及时地探讨了“生存的价值”
、“人生的意义”
、“价值标准”等问题。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它赋予人以一种神圣地位，以取代上帝的角色。萨特认为，人是被判定为自由的，但自由内含于行动的结构之中，行动就是自由的体现，自由行动最为重要，而行动又意味着选择。在《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中，萨特又坚持人必须为自己的自由和行动承担责任，而且还要为全人类负责。
由于处于特定的社会和历史背景，因此投身政治活动，作出政治承诺，就成了法国思想界的一个共同特征。
二战后，左派知识分子成了意识形态宣传的喉舌，霸占了思想阵地。大量知识分子发现“抵抗运动的政党”
（法国共产党）有助于他们从政治上投身到似乎已经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的社会中去。
连大战前在《存在与虚无》中明确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萨特也一反常态，转而全心全意地支持共产党。也许，战后大量知识分子投入政治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对自己出生在资产阶级大家庭里有一种负罪感。于是乎，救赎这种罪恶的适当途径就是参加由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政治活动。这一点在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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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主体的命运——福柯哲学思想研究
特身上得到具体体现，西蒙。德。波伏娃曾回忆说，由于萨特参加过抵抗运动，曾当过战俘，因此他能懂得历史和行动的意义，其结果就是萨特在战后热衷于共产党。
在理论上，从１９４５年—１９５５年，以萨特和梅洛—庞蒂为代表的法国年轻知识分子致力于把现象学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
“实践”成了１９５０—１９６０年间法国学术活动中的关键词。梅洛—庞蒂指出，马克思认为实践是意义的场所，人们借助于实践组织起与自然和他人的关系，因此，这是马克思的一个巨大发现。萨特也认为，凡真的都是实践，凡实践都是真的。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自由法国运动后大约３０年间，法国执马克思主义研究之牛耳，其他西方国家无一能望其项背。
怀疑主体性（１９５６—１９６０年）
然而，知识分子在接近法共时，逐渐发现了自己的失望。
Ｃ。勒福尔描述了共产党施加在左派之上的“意识形态恐怖”
以及一些进步作家依附于斯大林主义的现象。勒鲁瓦。拉迪里埃也指出，不仅斯大林主义的勇敢批判者，而且共产党内部，都受到了“理智恐怖主义”的威胁。
１９５６年是西方共产党世界发生戏剧性危机的一年，思想压制的局面开始扭转。
１９５６年１月法国政府决定在阿尔及利亚殖民地实施“绥靖政策”
，在投票赞成这一政策的代表中，共产党人占了４５５名。对某些共产党知识分子来说，这种殖民措施产生了大量的道德问题。尤其是萨特在一篇文章中义愤填膺地抨击了Ｇ。摩勒政府，控告它出卖自己的盟友、选民和全体法国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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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新时代的思想大师９
１９５６年６月，《世界报》发表了赫鲁晓夫谴责斯大林罪行的报告。尽管对许多人来说，这破灭了人们对斯大林体制所抱的幻想，但大量共产主义者并不相信这个有关集中营和大清洗的报告。
如果这个报告不足以使大量共产主义者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