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学与当代文艺思想》第4章

受难者的描绘——尤其是在法国、德国、瑞士和荷兰，现代艺术已塑造出一个宗教的空间。　这一空间通过以下艺术家的创作达到了一个经典的高峰：如在法国的雷科布斯——莱让、雷让和巴商等地由奥丁库特（Ａｕｄｉｎｃｏｕｒｔ）和库尔费沃尔（Ｃｏｕｒｆａｉｖｒｅ）共同创作的彩色玻璃窗，在苏黎士、耶路撒冷和尼沙等地由夏加尔（ｃｈａｇａｌ）所绘制的圣经组画，在法国威斯由亨利。　马蒂斯（Ｈｅｎｒｉ
Ｍａｔｉ－ｓｓｅ）所装饰的小教堂等。难道我们不应该记住雅各布。　布克哈特（Ｊａｋｏｂｔ
ＢｕｒｃｋIｈａｒｔｓ）
⑦的提醒：“只要艺术还充满生气，它就要创造恒新的东西。　当他们创造新的、从前不曾存在过的东西时，并非是艺术家的放纵，而是出于内在的必然。”
我在此不想继续阐述下去，但却要断然坚持：现代艺术戏剧般的历史确实错综复杂，它本身存在着许多问题，但不是无意义，不，它是有意义的。但同时我们又不禁要问自己：难道用这样的事实便从根本上回答了有关艺术与意义的问题了吗？
这一基本问题在我看来，在此才刚开始进入。
注　释：①　科林特（１８５８－１９２５）
：德国印象派代表人物，后转向表现主义。②　斯勒沃特（１８６８－１９３２）
：德国印象派画家。③　阿尔普（１８７－１９６）
：法国画家，雕塑家。④　马列维奇（１８７８－１９６）
：俄国画家。⑤　鲍麦斯特（１８９－１９５）
：德国抽象派画家。⑥　布菲（？
－１９２８）
：法国画家。⑦Ｊ。布克哈特（１８１８－１８７）
：瑞士艺术文化历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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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艺术与意义提出的新问题
我十分清楚，我已处于一个极其错综复杂且极为棘手的问题之中。　毕竟，自从柏拉图（Ｐｌａｔｏ）
，亚里斯多德（Ａｒｉｓｔｏ－ｔｅｌｅｓ）
，普洛丁（Ｐｌｏｔｉｎ）
，奥古斯丁（Ａｕｇｕｓｔｉｎ）
，托马斯（Ｔｈｏ－ｍａｓ）
提出关于美的问题以来，特别是自从科学的美学由沃尔夫的学生鲍姆加登（Ａ。Ｇ。Ｂａｕｍｇａｒｔｅｎ）提出以来（他比康德的第三“批判‘要早４０年）
，艺术与意义的问题一直存在，鲍姆加登将直至那时仍处于边缘学科的美学提高为具有自身科学原则的学科。　但我再说一遍：我在此不想探索自此以来几乎数不清的描述性和规范性的艺术定义及艺术理论。　我更愿意直接探讨今天的——请允许我如此称呼——有关艺术及意义的新问题。什么叫意义？人们——正如您们所知——在涉及它与艺术的关系时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区分：即一件艺术品的意义和目的不是一回事。　这就是说：真正的艺术具有一个意义，即艺术品拥有一些在它自身中就得已表明的东西，它本身不具有目的或用处。　毫无疑问，为用处和利益效力的艺术是对艺术的背叛。　尽管艺术家可以为一个具体目的而创作艺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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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艺术与意义提出的新问题３１
（如受委托而作的公共雕塑、肖像、室内装饰等）
，但艺术品绝不能仅仅是实现目的的手段。只有当艺术中不关涉利害，不具有用性的游戏般的因素占主导地位时，艺术才是艺术。　按照康德的悖论说法：“无目的之合目的性才是美。”真实也仅仅是在自身中才具有意义。艺术作品同样如此，归根到底，艺术品被创造出来的目的就是在于发生、朗现。黑格尔已经把“意义”这个词称之为“绝妙的词”。为什么？因为这个词具有两种意思相反的用法。　一种用法黑格尔称之为：“它表示直接把握的器官。”（也就是我们的感觉器官）“另一种用法叫作：意指，思想，事物的普遍。”于是，“Ｓｉｎ”这个词就既与“直接外在性”相关，也与“内在本质”相关；在审视艺术品时，内在的本质并不作为概念来把握，而只是在作品中被“感觉”到。　黑格尔认为，在对一件艺术品作“富有意义”的审视时，尽管不能将这两个方面完全等同，但也不能将它们分开：艺术作品只是感性给予性与意义的统一。　因此，艺术作品的意义就在感性的东西中，但它又不仅仅是在感性的东西之中，而是存在于从感性中直观到的新意义的关联之中。　我想把这种东西称之为艺术作品的内在意义。但这样的内在审视也许忽略了一个方面：无疑，艺术是自律的，但它又不是自足自封的。　艺术有社会的牵缠，每一件艺术品实际上都是对社会、公共关系的作为与回应。“自律艺术”
、“纯艺术”和社会批判的“御用艺术”
，从来都不是相互排斥地对立着的，而是处于一种辩证的张力关系中。　与其说艺术品有社会政治“意义”
，不如说艺术品有社会政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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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神学与当代文艺思想
“目的”
，或一般地讲有社会政治之维。　因为，“御用艺术”若真的在严格意义上具有了一种社会政治意义，就很难说它还是艺术；如若那样的话，它就纯粹只是政治宣传品或政治鼓动品了。　反过来说，每一件“纯”的艺术品——我们可提到荷加斯（Ｈｏｇａｒｔｈ）
，哥雅（Ｇｏｙａ）
，格罗兹（Ｇｒｏｓｚ）
，狄克斯（Ｄｉｘ）
，柯勒惠支（Ｋｏｌｗｉｔｚ）
，贝克曼（Ｂｅｃｋｍａｎ）
，毕加索（Ｐｉｃａｓｏ）的作品——同样具有一种明确的社会政治目的或意图。您们清楚地知道：在过去二十年中，有关艺术的社会政治之维，艺术解放性和启蒙性作用，艺术的打破界限，民主化、开放性，以及随之相应拓宽了的艺术教育，还有关于“审美”与“政治”的一般关系学，都被充分地和激烈地讨论过了。　在同其他媒体以及在与政治本身的比较中，人们已日益清楚，将造型艺术的可能性限定为直接的政治意识的建构、社会结构或社会关系的实质改变，无疑过于狭隘。　艺术当然可以铸造意识——或是间接地改变社会，但是所有这一切都不是眼前功夫便能做到的，无论如何需要长时间的作用。　正是艺术家们一再将自己的反对艺术概念被政治化侵蚀的想法表达出来的同时，在纯艺术与庸俗艺术、媚俗艺术以及匿名的美术工艺品的界限也一再得到再强调的同时，对于艺术质量的要求已被重新提了出来。　人们也更多地重新要求手工艺术品的完美性，而这一点在以往的教育中却被长期忽略。但是，我不想搅和这个已老生常谈的命题，我想思考直到现在还不曾被触及的题目：这就是被我称之为关于艺术与意义的新问题。　艺术的内在意义难道不应该像艺术的社会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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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艺术与意义提出的新问题５１
治之维一样放在一个相当广泛的语境中——一个总体的语境中来看待吗？
所谓总体语境，我指的是：艺术与生命的意义，艺术总体的意义及其相互间关系这一主题。　我们不应在此时立刻说这是一个纯私人的问题。如果对人的生命意义的提问，对人的历史意义的提问，对真实之整体的提问，在今天对于许多人来说仍没有答案的话，那么这便是最高层次的政治事件。　值得庆幸的是，越来越多的政治家们认识到这一政治事件。　我不是悲观主义者。　但是我们正处于一个风格的定向的巨大危险中，被卷入一桩对至今为止的一切传统方位尺度的定向审查的案件之中。在此不需要过多解释，只需扼要地讲：我们面临着全面的意义危机的威胁；而如果艺术作为精制的地震仪对这一危机毫无反应的话，那就过于奇怪了。　毫无疑问，艺术的危机必须被看成是价值、再追究下去便是意义的普遍性危机这一背景的外部显示。　艺术本身能够为克服意义危机出力吗？由此我们进入决定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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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艺术中的基本信赖或基本不信赖
艺术能够或应该对意义问题作出一个直接的最后答复吗？不能，也不应该，除非艺术自己想成为宗教。　在德国的古典派和浪漫派时期——即早自“歌德”时代及其泛神论的基调直至尼采，艺术已神性化为艺术宗教：艺术被颂为神性之源，被看成是面临威胁的一种必需品，这时艺术具有一种向上超升的、拯救般的、调解的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