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认识思想自传》第5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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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主动权。　还是在离开国境时我就出现了建立类似于莫斯科自由精神文化科学院和宗教—哲学学会的继承机构的想法。　对于建立宗教哲学科学院来说，俄国在国外的力量，主要是在流亡者之间的力量是足够了。　命名为“科学院”是过于巨大，而且不适合我的风格。　我任何时候也不认为宗教—哲学科学院是科学院，但是别的名字我们想不出来。　宗教—哲学科学院之能够建立有赖于美国的基督教青年协会（ＹＭHＣＡ，它到现在还继续存在）的积极帮助。　建立宗教—哲学科学院的决定是在ＹＭＣＡ的秘书—Ｐ。
Ｆ。安捷尔索娜（一个漂亮的人，一直异常关注俄国）的房子里被通过的，由于安捷尔索娜、拉乌里和其他人的帮助，在侨民中的文化工作能够得以进行。　我相信，当俄罗斯响起自由的声音时，ＹＭＣＡ的无私活动（它出版了在自己祖国被禁的作家的作品）将受到俄罗斯的高度评价。　从俄国出来的，还有弗兰克，在柏林他是我亲近的同事。安捷尔索娜引导我会见了端士人Ｇ。Ｇ。　库利曼（他也是ＹＭＣＡ的秘书）
，还有活动家里加。　那奇娅。Ｇ。Ｇ。　库利曼以其对进化的亲切感受和很多问题的观点与我们之接近而使我和弗兰克惊奇不已，这是一个具有很高文化水平的人，后来和他有很多的联系。　美国的ＹＭＣＡ促成了俄国基督教大学生运动（名字并不准确，因为它不是由大学生组成的）的建立。而宗教—哲学科学院也是和基督教青年运动联系着的。我们积极参加了基督教团体，参加了这个运动在普谢洛夫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　宗教—哲学科学院以我的论俄国革命的宗教意义的公开报告开始了活动（这个报告的观点和侨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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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观点很不一致）
，听我的报告的人很多，（东正教的）都主教叶夫洛金从巴黎到这里参加报告会，我是第一次见到他。除了演讲以外，宗教—哲学科学院每月都举行带辩论的报告会。在这里，有时我苦闷地感到自己和侨民观点不一致。　在国外的俄国人圈子里我一直是苦闷的，我完全不想走进这个环境。我辜负了所有人的期望，他们接受我并不是因为我实际上的面貌。　我最珍惜的是思想家的独立性和自由，我不会加入任何营垒，环境不仅被对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反动所充满，而且被一般的根据最原始热情的反动，特别是在宗教领域中的反动所充满，在这种环境中我一直呼吸困难。　使我苦恼的还有大部分青年人智力关注的惊人下降，文化水平的可怕滑坡，浅薄，缺乏任何的课题研究。　虽然也能遇到个别的有另外气质的、比较有知识的人，但大多数人关心的或者是推翻布尔什维克的白色运动，或者是令人窒息的宗教仪式。　我不仅对于与西方人交往感到艰难，而且对于越出俄国人的封闭圈子，也感到很艰难。
G G G在柏林，我认识了一些德国的思想家，首先是马克斯。舍勒（Ｍａｘ
Ｓｃｈｅｌｅｒ）
，先是在柏林相遇，后来在他去巴黎时又在那里相遇。我很重视与舍勒的会面，因为根据他的著作，他在很多地方与我相近。　我发现他书中的某些思想我已经表述过，虽然是用另一种方式表述的。　但是，第一次和他会见使我很扫兴。　首先，我发现他不仅脱离了天主教，而且脱离了基督教。他的谈话是有兴趣的，思想是丰富的，友善的，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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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有些天真。　但我惊讶于他不加掩盖的自我中心主义，他的全部谈话皆归结于自己，归结于他的书，归结于他的作用。他是天真的，直接地表现这种自我中心主义。　这是十分有才能的人，最关心今后的德国哲学。　但我没感受到他关于生活的中心思想。在柏林这段时间我还遇见了赫尔曼。　凯泽林（ＨｅｒHｍａｎＫｅｙｓｅｒｌｉｎｇ）
，后来和他发生了密切的联系。他给我的印象是杰出的。　但他也是自我中心主义的。　他是欧洲最有天赋的人之一。　他俄语说得极好，正如他能极好地说很多种语言一样。凯泽林对我的态度一直令我感动，他对我非常关怀，非常亲切。　帮助出版了我的书《历史的意义》德文版，并且为之写了序言，他写文章评论我的论文，对我的思想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在最后的时间里经常给我写信。　然而，所有的人都发现他有沉重的特点，害怕与他交往。　凯泽林对我的同情态度有时令我奇怪，因为按实质说，我们有着很不相同的世界观。　他的精神始原和大地始原的不可克服的二元论（在这种世界观里，大地的始原决定了政治，而不从属于任何道德始原）对我是格格不入的；他的印度教（而不是基督教的）的精神，也是与我歧异的。　有一次我在柏林与施本格勒相遇，然而这次会见没给我留下什么印象。　我觉得他的外表是很资产阶级化的。　舍勒和凯泽林是很富表现力的。　在柏林我准备着我关于宗教哲学的书，我从柏林的国家图书馆借了很多书，并且重读了整个的文学。　１９２３年在柏林我写完了《新的中世纪》的草稿，它被认为是很成功的著作。《新的中世纪》被翻译成１４种语言，人们写了很多文章来评论它，这是一本小册子，在其中我力图思考我们的时代和它的灾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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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质，它使我在欧洲成了知名的人。　我不想抬高这本小册子的意义，但是在这本书中我实际上有很多的预见和预言。　我强烈地感受到历史的裁判，这对我来说是矛盾的，因为我受到不喜爱历史的折磨。　当很多外国人把我主要看作《新的中世纪》的作者时，我并不高兴。　按实质来说，我写书有重大的意义，它并不比使广泛的学派普遍接受的意义更小。　在柏林的最后的日子即１９２３—１９２４年的冬天，德国的气氛成了沉重的和灾难性的。　在我的房子里按老传统举行了集会，会上讨论了不同的精神问题。　很多年轻人参加了，其中有些人并不使我愉快。　指出这一点是很有意思的：当时在柏林也还感觉不到俄国侨民和苏俄的绝对断绝，我珍惜这点。　有可能举行侨居国外的作家和苏维埃作家共同参加的文学集会。　那时还存在第三种范畴——流亡者。　在巴黎则已经感到很大的隔绝。在柏林的两年时间的生活是我在西方生活的前奏，只是在巴黎我才完全进入西方生活，我才在开阔地带开始了与西方领域的频繁的交往。　我是带着自己的俄罗斯思想来到西方的，但是这些俄罗斯思想同时又是广博的。　按人生观来说我一直是广博的，而同时这种广博的思想又是俄罗斯的思想。我是西方文化的人，甚至可以说，西方文化对于我是内在的，我对西方文化也是内在的。　我带着怎样的俄罗斯思想来到西方的呢？
我想，首先，我带有历史裁判的世界末日论的感觉，这对西方人和西方的基督教来说是格格不入的，可能只有现在才在他们中唤醒了这些。　我带来了自己的思想，它产生于俄国革命的灾难之中，产生于俄国共产主义的终结性和超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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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之中（俄国共产主义提出但并不解决基督教的问题）。
我带来了自己的历史上基督教危机的意识。　我带来了个性与世界和谐的冲突意识，个人与社会的冲突意识，这些在历史范围内是无法解决的。　同样带来了俄国对理性主义的批判，带来了自古以来俄国的存在主义思维。　与我的巨大的和充满悲观主义的历史观一起，还保留着进入基督教的新的创造时代的期望。　我从青年起就很多地学习西方思想，最多的是德国哲学，在流亡到西欧以后仍然继续很多地学习。　但我也一直坚持那些永无遏止的“我的”个人的东西和俄罗斯的东西。　尽管我厌恶所有形式的民族主义。我从根本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