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儒学批判》第74章

唐君毅认为，这四种“丧失对自己民族与文化的自尊自信，不自求诸己”
、“一切想讨现成，贪便宜的使中国现代化”的想法，“今皆一一全部失败”。也就是说，不以民族文化的传统为本位，而一味模仿别人的做法，是注定要失败的，历史亦屡屡地证明了这一点。
至于未来中国文化的道路该怎么走，唐君毅并没有能够给出具体的方案。他非但矛盾，而且思想极其混乱，尤其在如何处理中西文化的关系问题上，实在难以拿出明确的主张。
虽然他一再批评新文化运动以后的西化思潮，同时又深感到不可能不向西方学习，然而却又一而再再而三地指出西方文化已经走到绝境，并无多少可供我们学习的地方。而且，从他的整个文化理论看，他是一位地道的文化本位主义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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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儒家思想在他那庞大的文化哲学的金字塔上，始终占着顶点的位置。如同梁漱溟一样，他深信传统的中国文化不但可以自行地解决本民族的问题，而且也是当今西方人极需要的。
如果问，既然“吾家旧物”如此圆满，为什么国人纷纷向慕西方文化，致以出现“花果飘零”的悲凉景象呢？对此，唐君毅将其归结于国人的“浅薄”和“中风狂走”
，或者归结为功利主义的追求。但问题又在于：千百万中国人，特别是先进的知识分子，一代又一代地追求进步，追求新文化新思想，要求加入世界性的文化潮流，难道仅用“浅薄”或“中风狂走”
所能解释？
况且，一种文化如果不能同功利挂钩，那么此种文化的价值又从何体现？
就本世纪的中华民族来说，我们难道不正是要看重功利二字吗？如果没有功利的考虑，国何以强，民何以富？没有民主与自由，何来人格独立，何来精神自由？
没有科学技术，又何以解决国人起码的生计问题？
何以强国人之志，光国人之颜面？要知道，在世界交往日益频繁的２０世纪，国不强，民不富，政治无民主，精神无自由，根本就没有条件和资格谈民族尊严与文化本位，到头来，国人终究还是花果飘零，作他人文化的乞丐。如果要谈，也只能说是一种极其难得的阿Ｑ精神。
牟宗三的道德形上学
牟宗三在《道德的理想主义》一书的“修订版序”中说：“唐先生书多重在正面疏通中国文化之精神与价值，使人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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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有恰当之理解，纠正五四以来之否定主义，而我……
则重在批抉中国文化之症结，以期荡涤腥秽，开出中国文化健康发展的途径。此两方面互相配合，遂有《中国文化宣言》（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之作。“
牟宗三与唐君毅是多年的同道与朋友，同被海外学人尊为继熊十力之后新儒家思想界的两位巨匠。不同于唐君毅的是，牟宗三孤傲、冷峻、尖刻而近乎武断。他不仅对自由派思想家淋漓痛骂，就连对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冯友兰等同道的前辈学者也多有批评。
１９０年１２月，“当代新儒学国际研讨会”在台北举行，９１岁的牟宗三发表主题演讲，认为前辈学者“都缺乏足够的学养”
，他们关心时代，关心天下国家大事，“光靠天生一点气质所凝结的才情华采，而无学问知识以充实之，长养之”。如：他骂胡适既不懂中国哲学，也不懂考据，“以像他这种人来领导学术界，这当然非国家学术之福”
；骂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是“脓包哲学”
，于魏晋道家隋唐佛学是“门外汉”
，于宋明理学更是“门外的门外”
；说梁漱溟有性情有智慧有骨气，只可惜“无学以贯之，结果尽成空华，白白地浪费了一个人才”
；说马一浮“只能作文章，作高人雅士，不能讲学问”
；说熊十力只讲乾元性海，体用不二，好象天下学问都在这里，“所以后来写许多书，大体是同语重复”
，又说“本来依熊先生的计划，新唯识论应有两部，上部《境论》，讲形而上学，下部《量论》，讲知识伦，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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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论》一直写不出来，其实就是因为学力不够“。
①
我们这里之所以有必要将牟宗三这些评语介绍给读者，并不是为了批评他对前辈学者的不敬，或者说明他的孤傲与冷峻的性情，而是从中可以间接地看出他在现代新儒学发展史上的思想地位。如果没有超过前人的地方而批评前人，那只是妄人妄语，心态虚无。牟宗三批评前人的不足，是因为他在前人的基础上超过了前人。他既为传统儒学构筑起一套系统的形上体系，又在由“内圣”通往“外王”的学思方面着力甚多。其思想高度在许多方面亦确乎为前辈学者以及他的朋友唐君毅所不及。正因为这样，海外学者才称他为“智者型”的哲学家，以别于唐君毅的“仁者型”。
牟宗三，山东栖霞人，１９０９年生，与唐君毅同庚。
１９２７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因读《朱子语类》，引发了“想像式的直觉的悟解”
，对西方学术亦有很浓厚的兴趣，柏格森的创化论、杜里舒的生机主义、杜威的实用主义、达尔文的进化论，都曾对他产生过影响。两年后，升入哲学系，听熊十力讲新唯识论，钻研《周易》和怀特海哲学，写成《从〈周易〉方面研究中国的玄学与道德哲学》（该书于１９３５年在天津出版）
，１９３３年，毕业于北大哲学系。
大学毕业后，牟宗三从研究罗素和怀特海合著的《数学原理》入手，思考逻辑问题，著《逻辑典范》一书，同时于北平参加办《再生》杂志。
全面抗战后，先后在复性书院、民
①牟宗三：《客观的了解与中国文化之再造——“当代新儒学国际研讨会主题演讲》，见《当代新儒学论文集。总论篇》，第２—１０页，文津出版社１９１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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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儒学批判３３
族文化书院、勉仁书院住读和任教，深受熊十力的影响，并在深研康德的基础上，著《认识心之批判》，洋洋五十多万言。
是书为牟宗三离开大陆前的主要著作。
抗战期间，于重庆结识唐君毅、徐复观二人，自此结下深厚友谊。尤其与唐君毅，更是志同道合，情同手足。他曾说：“我与熊先生相处，得以提撕吾之生命使不坠；与唐先生相聚谈，得以启发吾之慧解于多方。”
①目睹当时时局混乱，人心浮躁，牟宗三“情益悲”
，“感益切”
，为延接中华文化之命脉，他以自己的薪水独办《历史与文化》杂志。
１９４９年春去台湾。
１９５０年，牟宗三执教于台湾师范学院国文系。
在这里，他先后发起组织人文学社和人文友会。前者为校内社团，宗旨是讨论如何接承中国传统文化的慧命，从而寻找民族出路；后者是师友集会，活动地点为牟宗三住所，并由他主讲，内容大多大外乎内圣外王问题。
１９５６年，台湾师院升格为师大，由于人事变动，牟宗三到东海大学中文系任教，再次组织类似于人文友会的同学聚会。
１９５８年，与张君劢、唐君毅、徐复观联名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
５０年代，是牟宗三情绪最为悲愤、成果最为丰硕的十年。
他后来自己说：“此十年间乃是吾之文化意识及时代悲感最为昂扬之时。
……瞻望国家之艰难，时风之邪僻，怵目惊心，悲感益增，所
①牟宗三：《文化意识宇宙的巨人——唐君毅先生》，见《近代中国思想人物论——保守主义》，第４６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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蕴蓄者固有超出有形工作之外者矣。此种蕴蓄不能求之于西方纯逻辑思考之哲学，乃必求之于能开辟价值之源之孔孟之教。深入于孔孟之成德之教，始于畅通吾人之文化意识。有正面正大之文化意识，始能发理想以对治邪僻，立大信以贞定浮动，而不落于愤世嫉俗，或玩世不恭，或激情反动，或淡薄的理智主义。此种蕴蓄至三十八年抵台乃全部发出，直发至十年之久。“
①
１９６０年，牟宗三应聘于香港大学，讲中国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