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儒学批判》第66章

这一过程，是中国思想由神权崇拜进到理性哲学的过程。
所以方东美又说：“洪范篇的‘皇极’已非一抽象本体论、价值论之标准，同时在人类的现实生活中也成为最高的道德标准。”
②
就《洪范》与《周易》比较言，方东美更重视《周易》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认为《周易》不仅代表了儒家文化精神，而且也代表了整个中国文化的精神。中国的智慧特点为“生生之德”
，这主要就是从《周易》中发展过来的。
《周易》之前有《连山》和《归藏》，《连山》以“艮”为首卦，《归藏》以“坤”为首卦，《周易》则以“乾”为首卦。而且，《周易》紧接“乾”卦的便是“坤”卦。它以“乾”为首，又“乾坤并建”。
这种变化，不仅仅是古代婚姻制度变革的反映，重要的是先民宇宙观的变革。商代崇拜“帝”
，周人崇拜“天”。这“天”就是周人眼里的宇宙。
“乾”为天，“坤”为
①《原始儒家道家哲学》，第５６页。
②《原始儒家道家哲学》，第７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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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乾坤交合，万物化生。但是，在孔子之前，《周易》虽有生生之意，但宇宙人生并未合为一体。只是由于孔子及其门徒写出“十翼”
，才使《周易》从真正的意义上成了生生之学的源头活水。因为如果没有价值的掺入和生命的认定，宇宙只能是天文学或物理学意义上的客观世界。
孔子的贡献在于，他给了宇宙一种生命的理解，将其放到真善美的领域。比如他作象传的时候，“完全把人类外在的世界拉进来，在人类生命内部，心灵内部看世界，于是在象传中产生了一个对于世界革命性的观念，就是把外在的自然界以艺术、道德的精神点化了，成为富有‘美’、‘善’的价值世界”。
①又比如作文言传，孔子从社会现象、自然现象，一直阐述到人类精神生活上，给予人类生命精神的价值解释，从而形成系统的道德、艺术价值的生命哲学。
“如此的系统一旦完成，儒家的思想领域就产生了”。
以上四个方面是方东美新儒家思想的主要内容。从中可以看出，他虽然反对道统说，反对以宋明儒家的心性之学作为复兴儒学的人文支柱，但并非反对传统儒学在现代社会的思想主导地位。相反，他终生的理论探索，几乎都是围绕着如何凸显儒家思想的突出地位这一使命而进行的。他作东西文化比较，重在对东方文化的强调；作中外文化的比较，重在对中国文化的高标；作儒释道三家的比较，重在对儒家的宣扬。
但问题是，中国本世纪文化建设的根本点在民主与科学。
①《原始儒家道家哲学》，第１３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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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两种事功得不到落实，文化建设只能是一句空话。也就是说，任何试图通过复兴传统来重建中国现代文化的主张，都必须在传统的现代之间架设起一座以民主和科学为支座的桥梁。对此，钱穆等人用“古已有之”的理论来敷衍，认为民主与科学两义本来就在传统之中，只要将其从中提取出来就行了。方东美却没有这样的偏狭思想。他不讳言古代中国的专制政治，认为儒家思想虽含有正德、利用、厚生的积极成分，但落到实处却不免走样，从而导致政治黑暗，专制横行的局面。至于科学，方东美认为，中国人的才能素来缺乏科学理性，亦缺乏宗教热情，强调的是艺术精神和道德精神。
亦就是说，民主与科学这两样东西，中国传统里原本是缺乏的，相应的，现代中国人欲重建中国文化，也只能向西方人学习，把民主精神与科学精神引进来。但是，方东美的矛盾是，他看到了中国人当下的匮缺，却又不愿意屈尊就人，向西方人学习。因此从他整个的以生命哲学为基点的文化理论看来，西方的科学文明与民主政治已经破产。其思路还是梁漱溟、张君劢、熊十力等人的那一套。
在他看来，近代西方文明发展的总趋势是对人的完全忽视，人在自然界的地位如一颗尘埃，掉落于无底深渊，感到不可言喻的涉小。
这就是：“人类变成宙间极渺小的一种物质，从大的一方面说，人类不如自然，从小的一方面说，人类不如一架机器”。
①在社会生活方面，方东美认为，西方自工业革命以后，所产生的客观制度已经三度变化：第一为个人主
①《方东美演讲集》，第１９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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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民主制度，此种制度直接导致个人主义的膨胀，自由民主非但无以保障，反而导致社会大动荡；第二是社会主义的出现；第三是纳粹或曰法西斯制度的出现。在他看来，这三度变化，一层一层地把人的生命价值剥夺掉，并将人类推向苦海。
基于上述认识，方东美认为，依靠西方文化是不能解决人类的当下苦难的，唯一可靠的文化根基只有到中国来寻找。
而且他还认为，非但中国人要护住自己的传统，就连西方人也要靠我们这种文化传统去救拔。
１９７３年，他在台北耕莘文教学院的演讲《中国哲学对未来世界的影响》和１９７４年在复兴岗所谓“全国扩大政战会议”的演讲《当前世界思潮概要》，集中地表述了这一文化主张。
但如果问，既然中国文化传统里没有民主与科学的智慧种子，那么又如何从中开出民主与科学的外王事功呢？或者问，西方文化以民主和科学为主干，为特色，而现在这两样东西业已破产，那么我们还能向西方人学习什么呢？
很显然，这是方东美所无法回答的问题。正因为此，他一生抱定的学术目标是复兴中国文化，但其著述却又很少谈及我们究竟应该怎样去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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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第三代新儒家思想批判
唐君毅的人文宗教学
５０年代以来的港台文化界，对新儒学发展贡献最大的要算唐君毅。
他不仅为新亚的建设呕心沥血，而且著述甚丰。
其文字之多，体系之庞大，在现代新儒学史上，恐怕是任何一位先进与后学都难于比拟的。他泛滥百家，融贯中西，归宗儒学，试图为超拔失去本心灵明的国人，提供一叶新的挪亚方舟。因之，他的为人为学，富有极浓厚的宗教色彩。就为人而言，他似乎比其他的新儒家人物，更具悲凉心态。面对欧风美雨对传统文化的洗刷，面对国人纷纷丢弃故常而委心西方文化的景象，他有着强烈的曲尽人散、花果飘零的感触。
就为学而言，他所有的著述，几乎每一个文字都担负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宗教使命。
然而，唐君毅一生并没有归依任何一种宗教。他心中所信奉的是孔门的仁教，或曰人文教。
其思想其境界其事功，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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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使我们想到修行托　云游苦楚的佛陀，想到血淋淋地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创新钵书院，倡人文精神，疏中外学术，著述千万余言的文字，且秉着“仁者型”的气度，中庸高明，这其中的甘苦辛酸，悲怀悯情，唯有信仰中人方可做到。
正如台湾中央大学曾昭旭所言：“唐先生在人生哲学与宗教体验上所抒发的真诚怛恻之情，实是其人格学问最动人之处。……他的精神恒向慕于太古洪荒之境，这便是最高的宗教境界。他以其极肫恳的历史文化意识永恒地致孝于中国文化，这便是最诚挚的宗教仪式。他以其极真诚的心怀去对待一切宗教徒或非宗教徒，这便是最切近的宗教行为。”
①
唐君毅，１９０９年生，四川宜宾人，自小深受儒家文化薰陶。
其父唐迪风既向心佛学，曾师从佛学大师欧阳竟无门下，又深研儒学，有著作《孟子大义》传世。其母陈氏亦具文史才学，著有《思复堂遗诗》五卷。唐君毅幼时受过严格的家庭教育，六岁背《老子》，十岁背《说文解字》，十二岁到成都读书，入省立第一师范附小。翌年，入重庆联合中学。
重庆联合中学是四川一所名牌中学，著名学者蒙文通当时就执教于该校。此时距五四运动不久，青年学生追求个性自由，向往民主与科学，已蔚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