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儒学批判》第57章

我们有夫妇，他们亦有夫妇。
我们有父母子女，他们一样的有父母子女。
可是我们的家庭似乎是和合性多过分别性的，而拿西方人的家庭比我们，似乎他们的分别性多过了和合性。“
③又比如，当说到中国的古代政治时，钱穆认为，中国人历来主张，在同一政府下的君与臣，是应该和合的，不是应该分别的，即便
①《中国文化史导论》，第１７６页。
②《人生十论》，第１３８页。
③钱穆：《从中国历史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第２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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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民众，亦应与政府亲切和合。
“中国古人看君、臣、民的分别性，没有近代人的观念这样强。而我们近代中国人受了西方历史影响，认为我们中国人没有独立性，没有反抗性，甚至于说，中国历史上秦代以下，只有造反，而无革命。其实中国人造反亦是不得已，最好是不造反。”
①
第三，钱穆的著述，很强调中国历史精神。但此种历史精神究竟是什么？其表述却不甚明确。大致说来，一为历史领导精神，二为性道合一精神，三为人文内倾精神，四为知足安乐精神。
但是在钱穆的具体阐述中，中国历史精神，最重要的是历史的领导精神。他说：“所谓历史精神，就是指导这部历史不断向前的一种精神，也就是所谓领导精神。”
②可以看出，他的“历史精神”
，实则就是一种大一统的精神。这种大一统精神既是空间上的，也是时间上的。空间上的表现为版图的扩大，民族的融合以及中国文化对其他民族的领导地位。时间上的表现为绵绵几千年的文化传统，不绝如缕。他认为，西方文化自古以来就没有这种精神，所以他们不仅没有统一的国家，而且没有统一的文化，时时在变，处处在变。先是希腊人城邦林立，其后又是罗马的武力征服，进入封建社会后，又是蛮族入侵，政出多头，即便是现代国家，也还是分裂的。
正因为这般走马灯似的变化，所以西方自古以来就没有一个一脉相承的文化传统。而中国却不同。中国几千年来，除战
①《从中国历史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第３１页。
②钱穆：《民族与文化》，第７１页，新亚书院１９６２年自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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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二百多年的历史，绝大部分时间里，中国一直是一统的，而不是多统的。就连春秋争霸，三国鼎立，五胡乱华，中国也没失去一统的传统。而且，钱穆还认为，政治的一统主要赖于文化的一统，这就是儒家思想的领导精神在中国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基于上述比较，钱穆说：“中国人受其几千年的历史薰陶，爱讲传统，西方人则根本不知有所谓传统。无论就时间讲，或空间讲，他们都是头绪纷繁，谁也不肯承认接受了谁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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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钱穆认为，中国文化之所以有以上三个方面的特性，主要原因又在于中国是一个极重视教育精神的民族。其教育精神的特点，不是外倾式的，而是内倾式的，它把为人置于为学之上。
也就是说，中国人的教育，不是重在知识，而是重在与人生意义的结合。他说：“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没有把教育看得比中国更重。
中国任何一派学术思想，莫不以教育哲学为其最高的核心。中国任何一学者，几乎全是个教育家。尤其是儒家，尤其是孔子。……孔子和儒家，是最看重道德教育、人格教育和人文教育的。他们创造了中国社会里‘士君子’的教育。士指受教育者而言，君子则指从教育陶冶中所完成的理想的道德人格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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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还认为，教育精神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宗教精神。
但儒家的教育精神与西方人的宗教精神又有明显的不同。
①《中国历史精神》，第２２页。
②《中国历史精神》，第８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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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不主张教人出世，而是教人在此世做一个圣贤人。所以说这是道德的，人格的，文化的。
“人皆可以为尧舜”
，就是中国儒家传统教育精神的最高理想和最高信念。这一精神在中国社会里有极大的功效，它可使人们从内心里得到充实和满足，同时又保障了社会的和谐。
在钱穆看来，教育是一个民族文化的核心，也是其富强的基础，近几十年来中国的问题，就是出在我们没有继承传统的教育精神。他甚至将大陆人民信奉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也归罪于新文化运动对传统精神的否定。他写道：“今天的中国人，连当年满洲人的知识也没有。
今天中国教育精神上所最缺乏的，若比拟西方来说，不是国家教育，也不是个人自由的知识职业教育，今天中国仅缺少了宗教教育。
中国原有一个孔子之道，今天的中国人，一定要推翻自己的，抄袭别人的，我们偏要高呼打倒孔家店，高呼全盘西化，但又不能诚心接受耶稣教，于是迫上了共产主义，叫人共同来崇拜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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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传统心性之学的阐扬钱穆虽然不是一位哲学家，但却有着深厚的哲学根柢，其对中国传统的人生哲学的理解与阐释，恐怕连同时期的冯友兰、贺麟也在其下。而且，他没有深奥艰涩的形上论证，其文字语言通俗易懂，大多以说白话的方式表述深刻的哲学内涵。
按照他的看法，文化即人生，讨论文化问题即探讨人生
①《中国历史精神》，第９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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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相应的，现代中国问题的解决，根本点也就是人生问题。他之所以汲汲于儒学复兴，就因为他坚信，中国人当下人生问题之解决，非回归孔孟之道而不可。
他认为，人生问题又可分为两大问题。一为“死”的问题，二为“我”的问题。
将“死”看作人生的一大问题，是钱穆对于人生观问题的一种很有创见性的理解。他说：“人生最大问题，其实并不在生的问题，而实是‘死’的问题。凡所谓人生哲学人生观等，质言之，都不过要解答此一‘死’的问题而已。若此问题不获解答，试问人生数十寒暑，如电光石火，瞬息即逝。
其价值安在？其意义又安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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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人皆有一死，而人心里总有一个共同的倾向和要求，即如何而能不死，不朽。人类为满足此种要求而有宗教信仰。宗教信仰里面，灵与肉为两物，灵可脱离肉而独立存在。肉体死去，灵魂还可以到另一个世界去延伸“生命”。但是，宗教又有两个缺点，一是与科学相冲突，二是忽略了现实世界。换言之，像基督教、佛教等宗教，虽然都力图解决生与死的问题，但终究还是对“生”的否定。而中国人在对于“死”这一问题上，要明智得多，理性得多。钱穆认为，《左传》载叔孙豹所言“立德立功立言”六字，就是中国人追求不朽思想的经典表述。
“立德立功立言”
这三种不朽的方式，均在现世之中，而不在现世之外。钱穆说：“所谓立德立功立言，推其用意，只是人死之后，他的道
①钱穆：《灵魂与心》，第２３页，联经出版事业公司１９７６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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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事功言论依然留在世上，便是不朽。所谓留在世上者，明白言之，则只是依然留在后世人的心里。东方人在人生观念上，一面舍弃了自己的灵魂，另一面却把握到别人的心来做补偿。人的生命，照东方人的看法，似乎本来是应该反映在别人的心里而始有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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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立言”。
“立言”与不朽之关系，按钱穆的理解，就是人死后，其言论依然留在世上。言论之所以能够传世，主要靠著述。我们今天记忆中有老子、庄子、韩非子、柏拉图、西塞罗等人，就在于他们通过其著述的留传将其精神生命保存到今天，故中国很早以前就有“文章千古事，官宦一时荣”的说法。
“立功”与不朽的关系，就是人死后，由于其生前曾有过值得歌颂的事功而留在后人的记忆之中，如领袖人物的创制，军事将领的战功，科学家的某种发明等等。
相对于“立言”与“立功”
，钱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