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儒学批判》第28章

为此目的，他投身政治，参加京津同盟会，后又作编辑，当记者，还一度激进于社会主义。然而，辛亥革命后的混乱局势，非但没能解决好中国的问题，反而使国民更觉得前途渺茫，吉凶未卜。面对此种局势，梁漱溟亦开始认识到他原来所追求的只是一个幻影，人生问题并非政治热情所能解决。
梁漱溟生就一种悲天悯人的气质。从很小的时候起，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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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思索起人生的苦乐问题来，并且性格孤傲，自以为是，瞧不起他人，似乎普天之下的苦难众生，只有靠他来拯救才有新生的希望。因之，当俗世无以寻求救世之方时，梁漱溟也就自然“倾向佛教出世思想”。
不过，此时的梁漱溟爱好佛学，与前述的康有为、梁启超的目的不同。康、梁研习佛学，在于佛学义理可以振作人心，有利于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现状。
而梁漱溟转向佛学，主要是要过佛家生活，探讨佛学救世度人的真谛，以解决困绕人心的苦乐问题。二十岁那一年，梁漱溟正式寄心佛门，开始吃素，“以出世自勉，怀抱为僧之念”。
几年的佛门修养，梁漱溟所得甚多，不但能够写出令蔡元培点头称许的佛理文章《究元决疑论》，而且真正培养了自己似有大彻大悟、济世救人的释家风度。
１９１７年，应蔡元培之聘，梁漱溟入北京大学任哲学系讲师，明确表示要替释迦和孔子说个明白。当时的北京大学是新文化的大本营，西化派在师生中占绝对优势。相应的，梁漱溟讲印度哲学，无形中有一种压力。因之不多久，他便开始逐渐由出世的佛家生活回到俗世的孔家生活，由探讨佛家义理回到对中国文化发展问题的思考。
在梁漱溟一生中，最值得重视的或许就是“五四”运动前后这几年。他非但由佛入儒，完成由出世到入世的人生转换，而且大有成绩，《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的出版更是把他推到了当时中西文化论争的前列。虽然他自己晚年说，当初他并不是想同陈独秀、胡适等人对着干，只是“评判东西方文化各家学说，而独发挥孔子哲学”。因为在他看来，“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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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一派思想的，均有其特殊面目，特殊精神，只是各人抱着各自的那一点去发挥；只要其目标是对于社会的尽力，在最后的成功上是相辅相成的。“
①而且，梁漱溟还多次表示，他与陈独秀、胡适是难得的好朋友，“你们在前努力，我在吆喝助声鼓励你们”
；他以当代孔子自居，作“继绝学，开太平”
的工作，自以为与陈、胡“打倒孔家店”亦非矛盾，都是为了把中国的事情办好。然而，《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出版，在文化界和青年学生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尽管此时的梁漱溟年纪尚轻，成就也有限，但他的名字却出现在“当今最伟大的中国人”
的民意测验表中。
②而且还引起了日本人和西方人的重视。据李石岑说：《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发行之后不到一年，已经得了近百篇论文，十几册的小册子，和他大打其笔墨官司。这样一闹，他这部书，居然翻成了十二国的文字，把东西两半球的学者，闹个无宁日。”
③此种情况下，胡适等人不得不起来说话，因为《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确乎给西化论者构成了挑战。胡适的文笔历来以尖刻著称。他批评梁漱溟的书“都是一堆笼统话”
，“蔽于主观成见和武断太过”。对于胡适的挑战，梁漱溟一方面写文章回击，另一方面继续探讨东西文化问题，以完善自己的文化主张，并由此又有后来《人心与人生》和《中国文化要义》等著述的出版。
然而，梁漱溟并不想作纯学术性的学者，他要为孔子说
①《梁漱溟问答录》，第４０—４１页，湖南出版社１９２年版。
②朱悟禅：《北大二十五周年纪念日“民意测量”
之分析》，《新民国》１４卷。
③李石岑：《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民铎》３卷３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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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明白，也不完全是为了替孔子翻案。他的心绪总是系在时代的车轮上，其学术也总是带有工具性的色彩。因之，他为孔子说个明白，并不是为了复古，而是为了开新，为了未来的中国建设。这种工具性的学术思想，大概也是从孔子那里来的。孔子倡导“克己复礼”
，把古代传说中的尧舜抬出来作为世人的行为榜样，同样不是为了复古，而是为当时的中国开一剂新药，以治“礼崩乐坏”的文化病。
正因为不是困在纯学术的宝塔尖里，梁漱溟才可能有后来的乡村建设之举。
他的乡治实际上是他的文化哲学的落实。
乡治的失败，亦从某种程度上证明了他的文化哲学理论的失败。
１９４９年后，梁漱溟相比于冯友兰、贺麟等留在大陆的新儒家，一个突出的特点是，他基本上没有改变自己年轻时代所抱定的文化主张。即便在“批林批孔”的那段日子里，虽然不可能有替孔子说个明白的场合，但他还是把孔子学说作为自己思考社会、人生的理论根据。不管这种思想倾向是否可取，但梁漱溟“始终拿自己思想作主”的精神却是很值得敬重的。因为此种精神本是文化人所应该有的一种精神。
下面，我们将从四个方面来分析梁漱溟的文化哲学理论，看看他提出的新问题及其对这些问题的解答。
（一）中西印文化三路向鸦片战争后不久，由于西方文明的冲击，中国的士大夫阶层就有人开始将中西两方的文明作比较，由此有“中体西用”的文化观出现。新文化运动期间，东方文化派与西化派的论争，核心问题更是东洋文明与西洋文明之比较。也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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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在梁漱溟之前，人们作文化比较，主要是东西或中西两方的比较，而梁漱溟则一反人们的往常思路，把印度文化插入进来，由两种文化比较变为三种文化比较。他的代表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就是以此为立论基点的。
在梁漱溟看来，所谓文化，“不过是那一民族生活的样式罢了”。
①而决定民族生活样式的便是“意欲”。因之，各民族文化之不同，实质上就是“意欲”的不同。他的推论是：人生即“意欲”的活动与表现，生活的过程就是“意欲”由不满足到满足再到不满足这样无穷延伸的过程。而文化作为民族生活的样式，也就是各民族解决“意欲”的要求与外界环境相碍之矛盾的方法。因而，文化的差异并不是什么玄乎的问题，其实就是人类在生活中表现“意欲”或者说解决“意欲”与外界环境相碍之矛盾的方法不同。
循着这一基本思路，梁漱溟把人类文化分为三种类型，他称之为“三路向”。这就是：“西方文化是以意欲向前要求为根本精神的”
，其思维特征是“直觉运用理智的”
；“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根本精神的”
，其思维特征是“理智运用直觉的”
；“印度文化是意欲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
，其思维特征是“理智运用现量的”。
②
在梁漱溟看来，西方人由于“意欲向前”
，所以导出了民主与科学。
“前一个是西方学术上的特别的精神，后一个是西方社会上的特别的精神”。他认为这是西方文化的两大“异
①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７９页，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７年版。
②《东文化及其哲学》，第１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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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而中国人由于”意欲自为调和持中“
，所以导不出民主与科学。具体的原因是，“意欲自为调和持中”就是“遇到问题不去要求解决，改造局面，就在这种境地上求我自己的满足”。
①为说明这一点，梁漱溟举了一个很浅显的例子：比如住在一间又小又漏的屋子里，如果是西方人，他就会另外换一间屋子住；如果是中国人，他就不会想到换房子，只想到如何调和自己的意欲，从而心满意足地在这间又小又漏的屋子住下去。
梁漱溟认为，中西文化这种差别，又可归结为西方人和中国人与外界环境的关系的差异。西方人是“有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