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儒学批判》第16章

Ｄｒａｙ，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ｎＨｉｓｔｏｒｙ）
，第１００页，Ｌｏｎｄｏｎ（１９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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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儒学批判１５
的历史景象互为印证。
从奥古斯丁时代开始，西方人就一直对历史进程抱定乐观主义的看法，相信历史是直线发展的。这种历史观由于达尔文进化论的支持，１９世纪后半期更发展到了极致。
在１９世纪，除叔本华、尼采等少数几位哲学家外，绝大部分的西方人都相信人类不断地向着理想的社会迈进，生活亦会越过越好。另一方面，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人类最新的文明成果，也是全世界其他民族文化发展的先导。因之，他们有着强烈的“欧洲中心主义”情绪，并认为西方义化向全世界的辐射是符合人类历史演进规律的必然步骤。
然而，施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一书从根本上打破了西方人昔日的玫瑰梦。
施宾格勒的历史观是一种文化形态史观。
在他看来，“人类”不过是一个空洞的名词，一个生物学上的名词，人类也不存在什么普遍的历史，有的只是一个一个的文化。
在整个世界历史的舞台上，所体现的是多元的文化，而非一元的发展图式。而且，施宾格勒还认为，各种文化在价值上是等值的，无所谓高低优劣之分。他把以往的世界历史分为八种文化，即埃及文化、巴比伦文化、印度文化、中国文化、古典文化（希腊罗马文化）
、伊斯兰文化、墨西哥文化、西方文化。各种文化都是封闭的，自足的，带有强烈的独特性。下面这段话，可以视为施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史观的集中表述：“每一个文化，各有其自己的观念，自己的性情，自己的生命、意志与感受，也有其自己的死亡。这其中真是轰轰烈烈，有声有色，有光有热。可惜，迄今竟无智者能看破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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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妙。这其中，文化、民族、语言、真理、神祇、风景，一如橡树与松树，一如花蕊、枝脉与叶子一样，茁壮而后老衰，只是没有老衰的‘人类’。
每一文化有其各自的自我发展的可能性。它兴起、成熟、腐败，而一去不复返。每一文化既有其各自的自我发展形式，所以世上并不只有一种雕塑、一种绘画、一种数学、一种动物学，而是有许多种。每一种的真纯之处、皆迥异于其他；每一种皆局限于其文化的持续期中，而且自给自足。“
①
可以看出，施宾格勒的历史观，既是相对主义的，又是宿命论的。在他看来，文化就是一个有机体，各有其生老兴衰的必然命运。而西方文化的未来之所以是悲观的，就因为它的“形式和寿命，皆有严格的限制与定义”。既然八种文化有七种已经死去或行将死去，那么西方文化也就在劫难逃。
他甚至预言，西方文化的死亡就是２２００年以后的事情。
这样一种文化理论对西方人的心灵振荡是巨大的。
然而，任何一个民族都不甘自行衰败，每一个人都不能没有精神上的依托。文化本来是人类的公器，可以互相交流。既然“欧洲中心主义”的文化骄傲感不复存在，而且也无法从自己的文化里看到希望，这时的西方人也就自然地将目光转向非欧民族，尤其是中国，试图通过对异域文化的引进，以挽救西方文化之危机。
此种心态，我们从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和罗素来华的几次演讲中，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１９１８年底至１９２０年初，梁启超去欧洲各国考察。
当时的
①施宾格勒：《西方的没落》，第２０页，黑龙江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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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经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浩劫，昔日的繁荣景象已被战火烧得满目凄凉，人们在这突如其来的打击面前，不知何去何从，思想矛盾，精神混乱。对于西方人当时的精神状态，梁启超一口气举了十个“矛盾”。接着他写道，当时的西方人多么想依靠中国文化把他们从精神的苦恼里超拔出来。
“（这些矛盾）从两极端分头发展，愈发展得快，愈冲突得剧。消灭是消灭不了，调和是调和不来。种种怀疑，种种失望，都是如此。他们有句话，叫做‘世纪末’。这句话的意味，从狭义的解释，就像一年，将近除夕，大小帐务，逼着要清算，却是头绪纷繁，不知从何算起；从广义解释，就是世界末日，文明灭绝的时候快到了。
“我们自到欧洲以来，这种悲观的论调，着实听得洋洋盈耳。
记得一位美国有名的新闻记者赛蒙氏和我闲谈。
他问我：‘你回到中国干什么事，是否要把西洋文明带些回去？
‘我说：’这个自然。
‘他叹一口气说：’唉！可怜！西洋文明已经破产了。
‘我问他：’你回到美国却干什么？
‘他说：’我回去就关起大门老等，等你们把中国文明输进来救拔我们。
‘我初听见这种话，还当他是有心奚落我。后来到处听惯了，才知道他们许多先觉之士，着实怀抱无限忧危，总觉得他们那些物质文明是制造社会险象的种子，倒不如这世外桃源的中国，还有办法。这就是欧洲多数人心理的一斑了。
①
在现代西方哲学史上，罗素是一位极有影响且受人尊敬的思想家。这不仅在于他富有精思的哲理和华美的文笔，更
①《饮冰室专集》之二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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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于他首先是一位人道主义者，对整个人类的命运与前景给予着极大的关怀。
１９２０年，罗素来华讲学。尽管此时的中国国难频仍，但相对于同时期的西方，境遇则好得多。两相比较之下，罗素对中国文化怀有特别的好感。不仅在中国的讲坛上，赞颂中国文化的优越，即便回国之后，还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告诫西方人应如何尊重中国人和应该怎样从中国文化的土壤里吸取养料以补西方文化之缺。
在罗素看来，中国人是一个以道德立国的民族，爱好和平，协和人生。
他说：“中国人生来就有着友善和容忍的态度，对人有礼貌，也希望别人对他们有礼貌。
假如中国人愿意，他们可以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民族。但是他们只要自由，不要统治。“
①而且，罗素还认为，中国人虽有“懒”的毛病，但这毛病正是他们的可取之处。因为懒惰便没有竞争，没有竞争也就消弥了人与人之间的争斗。西方人却不同，整天在忙碌之中，结果导致不可收拾的局面。
当然，在罗素的眼中，中国文化最精彩的部分是孔子的儒学。他认为孔子相比于同时代的世界上任何一位思想家都要伟大。
“从他的时代直到今天，中国文化史上都有他人格的烙印”。孔子以德立教，以行践德，既温文尔雅，又极有教化效果。生活在这种道德生活中的中国人，自然比生活在基督教传统里的西方人幸福得
①罗素：《中西文化之比较》，见《罗素论中国文化》，第２０页，水牛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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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①在《中西文化之比较》一文的结尾处，罗素写道：“当我去中国的时候，我是去教书。但是每过一天，我在教学方面就想得更少，而在学习方面却想得更多。在许多长久住在中国的欧洲人中，我发现这种态度是通常的。但是在小住和谋利的欧洲人中，这种态度是很少的。……因为中国人不长于我们所重视的东西——勇武和工业。但是那些重视智慧和美丽的人，甚至单纯地享受人生的人，他们能够在中国找到智慧、美丽的人生乐趣，比起忙乱和纷扰的西方所能找到的要多得多。
他们会乐于住在一个重视那些东西的国家。
但愿我能希望中国，为了酬谢我们的科学知识，能给我们一点他们宽大的容忍和沉思的与恬静的心境。“
②
①罗素：《东方和西方有关幸福的理想》，见《罗素论中国文化》，第１－１０页。
②罗素：《东方和西方有关幸福的理想》，见《罗素论中国文化》，第１－１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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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作为解救东方社会的第三条道路
世纪之交东方社会的三大思潮
近代世界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