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儒学批判》第12章

么也卖不起高价。这其中的原因并不是安格尔、梵高等人的艺术造诣一定高过于中国的徐渭、八大山人等，而是西方人对于中国文人画的笔墨情趣和佛道境界悟之甚微。
他们对中国的艺术，很大程度上是“外行看热闹”
，不可能体察到它的真正的艺术价值。但问题的另一面是，人类是一个既求美好又极富浪漫的主物，越是生疏的东西越容易引起他们的兴趣，越容易激发起他们的盲目崇拜。这一点，亦可视为文化传播与文化交流的一条规律。近几百年来，中国人对于西方文化和西方人对于中国文化，都有着这样一种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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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于世界上其他民族，中国文明的本土性和自足性最强。西方世界，由于地中海的交通便利，自古以来就一直处在频繁的文化振荡与文化位移之中。先是希腊人吸取东方的埃及和西亚文化，将西方文明推到古代世界的顶峰；其后又是罗马人吸取希腊文化并通过战争将其再传播到埃及和西亚；再后由于阿拉伯人的扩张，将保存在东方世界的希腊文化成就再度引回西方，使西方人在近千年的文明断裂与失传之后重新找回他们的古代文化，并通过文艺复兴又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中世纪的神权文化。古代印度的文明最早起源于印度河流域，考古学家称之为“哈拉巴文明”。
从考古发掘看，这是一种高水平的文明。
公元前１５世纪前后，哈拉巴文明突然被毁灭。也正在这时候，雅利安人从北方侵入，重建印度文明。印度人笃信宗教，绝大多数的文化类别皆以宗教信仰为轴心。他们最早信奉婆罗门教，其后是佛教，再后是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由于亚历山大国王的东侵，佛教文化带有明显的希腊色彩。
而其后的伊斯兰教是从阿拉伯人那里传来的。
中国位于远东，西有高山之阻，东有大海之隔，近代以前一直处在封闭自足的文化格局里。虽然有佛教的传入和本土地域性的文化交流，但其文化主脉一直没有中断过。
这一状况，既导致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缺乏了解，又导致西方人自古以来对中国文明心向往之，并当作神话般的世界看待。
西方人最早接触中国文明究竟始于何时，一直是学者们没有解决好的一个问题。据西方一些学者的说法，古代希腊的贵族已有穿丝绸的。证据是，出土或保存下来的希腊雕刻艺术作品里，许多人物的衣服细薄透明，质料柔软，衣褶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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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显系丝绸制品无疑。更有学者认定，这种衣服，只有中国才能织制。
①窃以为，此种推测恐缺乏根据。希腊人的衣服细软透明，并非一定是丝织品。如果希腊人当时已能从中国输入丝织品，那么一定会反映在古代作家的文字记载里。可是，我们从古希腊和古罗马众多的史学家、文学家、博物学家的作品中，却找不出这类记载。
不过，希腊人在公元前５世纪，已经知道东方有一个以丝织业著名的国家，他们称之为“Ｓｅｒｅｓ”。
Ｓｅｒｅｓ意为“丝”或“蚕”。
大约在罗马帝国时期，中国的丝织品才行销到西方市场。
罗马的普尼林在《博物志》中写道：“赛里斯国以树林中出产细丝著名，灰色的丝生在树上，他们用水浸湿后，由妇女加以梳理，再织成文绮。”另据公元２世纪罗马史家佛罗勒斯的《史记》说：奥古斯都时代，赛里斯人曾“派遣使者奉献珠宝和马，要求与罗马订立盟约”。奥古斯都时代相当于中国的西汉末年。
是时汉代的疆土广阔，与中亚一带亦有贸易往来，但遣使去罗马“奉献珠宝与马”之事，恐不足信。
罗马帝国当时势力强大，地跨欧亚非三洲，如与中国订立盟约，中国的班固定会把此事写在他的《汉书》里。
事实上，在近代社会之前，西方人对中国感兴趣的主要是手工制品，尤其是丝绸和瓷器。
从世界艺术史上看，中国的工艺品两千多年来一直居世
①参看：里希特：《希腊的丝绸》（Ｇ。
Ｍ。
Ａ。
Ｒｉｃｈｔｅｒ，Ｓｉｌｋ
ｉｎ
Ｇｒｅｃｅ）
，《美国考古学报》（ＡＪＡ）
，１９２９，Ｐ２７—３３；里希特：《希腊艺术手册》，（Ｇ。
Ｍ。
Ａ。
Ｒｉｃｈｔｅｒ，Ｈａｎｄｂｏｋ
ｏｆ
Ｇｒｅｋ
Ａｒｔ）
，Ｌｏｎｄｏｎ，１９５９，Ｐ４６０；明斯：《斯基泰人和希腊人》（Ｅ。
Ｍ。
Ｍｉｎｓ，Ｓｃｙｔｈｉａｎｓ
ａｎｄ
Ｇｒｅｋｓ）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１９１３，Ｐ２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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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之首。
艺术品是贵族们生活的奢侈品。
西方社会等级森严，贵族们既有世袭特权和家资，又不大为官治政，即使治理一个封地，也用不着自己多费心思。他们把日子大多打发在娱乐消遣方面，中国精美的工艺品就成了他们十分喜欢的把玩之物。而且，他们距“赛里斯”十分遥远，相信要整整走四年才能到达。在他们眼里，赛里斯人“碧眼红发”
，神秘得不可思议。因为他们对于丝的需要和对于中国的了解，都是通过中亚和西亚一些民族作中介的。
西方人较多地了解中国文化，应该说始于利玛窦。
１５８２年，利玛窦来华，先在澳门学习汉文，后上广州、肇庆传教，最后到达北京。据张尔歧《蒿庵闲话》记载：“玛窦初至广，下舶，髡首袒肩，人以为西僧。引至佛寺，摇手不肯拜，译言我儒也。遂僦馆延师读儒书，末一二年，四书五经皆通大义。后入朝京师。”利玛窦是一个极聪明的人，非但能识时度势，借儒传耶，而且在短时间内便能通晓汉文，精习儒典。
利玛窦虽死于北京，但他所著的《出访中国记》在西方世界影响很大。
继利玛窦之后，西方人到中国传教的，著名的有比利时人金尼阁、南怀仁、德意志人汤若望、葡萄牙人鲁德照等。
他们回国后，纷纷著书立说，报导中国情况。如金尼阁的《中国传教史》、鲁德照的《中华帝国史》，在１７世纪的西方都有很大的影响。这时候，不仅传教士们谈论中国，而寻常百姓亦开始知道中国是一个很美且很神秘的国家。
如果说，古代和中世纪西方人对中国的重视，主要是对中国工艺品的爱好，那么这时候，侧重点则转到中国的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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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说。利玛窦死后不久，就有人对他传播中国儒家道德学说给予很高的评价。艾儒略的《太西利先生行迹》写道：“利子曾将中国四书译成西文，寄回本国，国人读而悦之。知中国古书，能识真原，……皆利子之力也。”
１７世纪中叶，《大学》、《中庸》、《论语》皆被译成拉丁文，在法、英等国出版。
１６８７年，柏应理将三种译本合编一册，题为《中国哲学家孔子》，在巴黎再版，引起强烈反响。次年六月，巴黎《学术报》上有一个名叫柏尼埃的人写道：“中国人在德行、智慧、谨慎、信义、诚笃、忠实、虔敬、慈爱、亲善、正直、礼貌、庄重、谦逊以及顺从天道诸方面，为其他民族所不及，你看了总会感到兴奋。”在当时西方人看来，中国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道德是最好的道德。他们特别喜欢中国孔夫子“为政在人”的格训和父慈子孝的规范。在他们眼里，中国是一个秩序井然、上下同心、朝野协和的国家，不仅重视人才的选拔，而且将家与国连为一体，治国如同治家。
当时的西方人推崇中国的儒家思想，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他们将孔子的学说看作自然神论，以此作为他们思想启蒙的工具。
１８世纪英国哲学家休谟就曾说过：“孔子的门徒，是天地间最纯正的自然神论的信徒。”
①说得更为具体是本世纪初英国学者史蒂芬爵士在《十八世纪英国思想史》一书中所写的：“他们知道，信奉基督教的国家，只占世界上的一小部分；
①休谟：《论迷信与宗教狂热》，见《论文与随笔》（Ｔｒｅａｔｉｓｅｓａｎｄ
Ｓｋｅｔｃｈｅｓ）
（１７６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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