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儒学批判》第10章

的代言人的文化批判，实乃中国走上新路的唯一通途。
“德先生”与“赛先生”既是新文化运动的两面旗帜，又是进步思想家们所追求的理想和振兴民族的大法。因为在他们看来，西欧各国的强大，全赖民主与科学两大支柱。陈独秀指出：“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今且日新月异，举凡一事之兴，一物之细，罔不诉之科学法则，以定其得失从违；其效将使人间之思想云为，一遵理性，而迷信斩焉，而不知妄作之风息焉。”
②而这，正是中国社会历来所匮乏的。中国未来的前途，就是以民主代专制，以科学代旧习。
民主与科学的落实，关键是人们思想与观念的现代化。
所以新文化的英雄们尤其注重国人的灵魂拯救，注重个性解放。
封建伦理，“以礼杀人”
，原因在于国人的个性泯灭在专制主义文化的汪洋里。因而，新文化新思想的思想基础就是个性解放与个性自由。用陈独秀的话说就是：“人间百行，皆以自
①《陈独秀文章选编》（上）
，第３１７页。
②《青年杂志》７卷１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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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中心，此而丧失，他足何言？“
①需要指出的是，陈独秀等人强调“自我”
，强调个性解放，并非是强调个人主义。在他们那里，“自我”的对立面是封建的家国意识，个性自由的对立面是“奴隶道德”
，个性解放的要义是从封建礼教的束缚下冲突出来。这是一种人道主义精神，其思想形态很像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精神。不同的只是：在欧洲，人文主义的反面是专制的神权；在中国，人道主义的反面是吃人的礼教。
反传统旗帜下的文化缺失
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意义在于对人道主义的张扬，和对民主与科学精神的张扬，颇类似于西方近代早期的思想运动。
然而，西方的文艺复兴和其后的启蒙运动获得了历史性的胜利，而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却不甚成功，致以今日的中国人还在做着这方面的工作。寻找二者差异的内在原因，对于我们反省近百年来的中国思想文化史，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课题。
正如前文所提到的，近百年中国文化的错位有着错综复杂的国际因素。完全可以说，如果没有不利的外部因素的介入，或许２０世纪末的中国思想文化界早就没有必要再在文化定向问题上大作文章。
要知道，今日大陆的学者们所讨论的，依然没有脱离“五四”前后有关文化论争的主题，而且其讨论的深度也有今不如昔之嫌。新文化运动的思想领袖们大多
①《陈独秀文章选编》（上）
，第１０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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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深厚的国学根底和较为系统的西学知识，对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都有着较为透彻的认识。而在文化沙漠里爬涉了近半个世纪之久的今人，既缺乏旧学底子，对西学也只是一知半解，论学识水平，要完成“五四”文化先贤的未竟之业，实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不过，近一个世纪的历史是一门最好的学问，足可弥补今人学力的不足。况且，时至２０世纪末，我们也没有时间待知识丰富之后再去从事这项事业。但愿新世纪到来之前，文化定向问题最终能够得到解决，亦但愿我们的民族能以一种崭新的文化面貌迈入新的世纪。当然，为达到这一目的，关键还在于历史进程的内在逻辑，文化人的作用不过是作些推波助澜的工作而已。
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讨论上面所提到的问题，即除了外部环境不利因素的介入之外，为何中国新文化运动没有像西方近代早期的思想运动那样获得成功。大体说来，其原因可归结为如下四点。
第一，西方的文艺复兴，人文主义者所反对的只是中世纪的神权，并不反对古代希腊罗马文化传统。相反，复归古代的传统，反倒被人文主义者写在他们的旗帜上，作为反神权的思想武器。也就是说，他们反对的是中世纪的传统，复归的是古代的传统。中国的情况则不同。中国古代文明一脉相承地发展下来，其中没有大的断裂或飞跃。虽然儒家的学说创始于春秋时代的孔子，但孔子为了树立他的学说的权威性，把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作为精神偶像，一并请到他的圣贤祠里。这样，儒家学说的适时跨度，也就从远古一直伸衍到近世。远古有尧舜，三代有禹汤文武周公，春秋战国有孔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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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有董仲舒，宋代有朱熹，……。如此枝繁叶茂的思想传统，决定了任何反传统的行为都只能是对整个传统的背弃，很难用一种传统反对另一种传统。
康有为曾作过这方面的努力，用托古改制的办法推行社会变革。
但康有为是说了假话的，表现出对历史的不够尊重。历史上的孔子，断不是像他所描写的那样，为一位变法维新的教主，儒家学说本身也不具备能够使近世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积极因素。如此也决定了新文化运动对传统的否定态度必须是整体性的，必须一锅端。
第二，西方文艺复兴以人权反神权，以个性解放反封建桎梏，但人文主义思想家们并不反对上帝。
１８世纪的启蒙思想家也大抵如此。而且，民主与科学同上帝信仰，从深层的文化含义上说，并不相违。上帝之光是普照的，因之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这种宗教的平等观既来自古代希腊罗马的民主政治，又影响着近代西方人的政治观念和法权观念。科学虽然与神学有着相冲突的地方，但同时又有着内在的统一。
上帝信仰与科学信仰，从某种意义上说，目的是一致的，所体现的都是人类对自然、社会、人生的形而上的思考。
而且，从近几百年西方的科学史上看，上帝信仰一直是科学家们献身科学探索的终极依托。因之，西方历史上才有这样一种看似奇怪的现象，许多大科学家都是虔诚的基督徒。民主与科学同上帝信仰某种程度的统一，直接导致西方人从中世纪过渡到近代，没有经过信仰的真空期。他们在争取民主与发展科学的事业中，很少觉得上帝多余或者对之产生反感。即便在民主与科学发展起来之后，他们依然觉得上帝是不可或缺的。
伏尔泰就曾这样说过：即使没有一个上帝，也要捏造一个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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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然而，中国人的宗教意识是淡薄的。虽然汉以后有佛道两教，但佛教和道教在中国思想史上并不占主导地位。儒学尽管有取代宗教的功能，但毕竟没有至上神，也未能在全民中形成类似于西方人的上帝崇拜狂热。更为重要的是，儒学主要是一种道德学问，它所提供的“仁”的境界尽管含有形而上的意义，但与上帝信仰始终是有区别的。儒家学说没有超时空的思考，没有不受时空限制的全智全能者。因之，从根本的意义上说，儒学与民主和科学的精神是相悖的。换句话说，中国人既无法从传统的儒学里开出民主与科学来，亦无法将其与民主和科学一同纳入一种文化体系里。如此又决定着，民主与科学的发展，必须以否定儒学的现代意义为代价。
第三，西方从文艺复兴到法国大革命，历经了近三个世纪之久。即是说，西方人的个性解放之路是漫长的，决非一朝一夕之事。相比之下，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则短暂得多。它起于１９１５年，终于２０年代初，前后只有几年的时间。虽然“五四”运动之后，新文化仍然有其影响，不少的进步文人仍然为此而呐喊，但在当时特殊的文化背景下，却显得十分微弱。思想启蒙不同于武装起事，不可能在短时期内见效。它起于文化人的觉悟，但文化人与广大民众终究是有距离的。
要想把文化人的思想落实到社会下层，不仅需要时日，更需要相应的文化土壤。而在“五四”前后的中国，这些条件都是不够的。打倒孔家店，拥护德、赛两位先生，很大程度上只是进步文人圈子里面的事情。尽管它有着强大的声势，并像一股热浪一样，涌向全社会，但从总体上说，影响并不大。
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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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百姓所知道的还是孔夫子、孟夫子，很少有人知道陈（独秀）教授、胡（适）博士。而且，对于作惯了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