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儒学批判》第2章

圣贤人格在任何时代都是需要的。因为生活中的世界毕竟是人的世界。人的圣贤化，于人群于自我都只能是一件好事，而不是坏事。所以任何道德理想主义都富有伦理上的美学意义，亦必拥有相当数量的信众。
新儒家大多能“拿自己的思想作主”。
他们的文化主张，皆出于自己对世态的体验和对人类文化的反思。我们可以批评他们的文化主张不合时宜，过于理想和浪漫，与百年中国历史实际隔了一层。倘若照着他们的文化主张营建中国，只能导致旧文化的复活，而不可能为民族发展开启一条切实可行的新路。但尽管如此，他们为民族计为生民计的良苦用心，却是值得尊重的。尤其是，他们“拿自己的思想作主”
，而不是依附于某种流行的理论模式，更显得难能可贵。
“拿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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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想作主“
，看起来似乎是一种理所当然的事情，但做起来却是不易。人们大多有一种思想懒惰的毛病。虽然每个人的脖子上都安放着一个头颅，都会想问题出主意，但关系到民族命运问题时，这头颅常常不是自己的，常常受某种外在的思想力量所摆布，不能自主。特别在思想一统化的社会，此种情况更为普遍。尽管很难说清楚，头颅自主于人生究竟是一件幸事还是一件祸事，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任何一个民族都需要一批头颅自主的文化人。奴隶虽有奴隶的快乐，但如果一个民族的所有国民都处在奴隶状态，那就是一件十分可怕和十分可悲的事情。文化人的定义即社会良心，其基本品格就是能“拿自己的思想作主”。
但问题的另一面是，能“拿自己的思想作主”
，并非能保障其自作主张的思想就是正确的。头颅的自主只是思想探索的前提，最要紧的是思想者的大智大慧。因此，我敬重新儒家的学养和人格，但对于他们为现代中国所提供的文化蓝图，从根本上则是不敢同意的。我总觉得，从学理的层面上看，儒学于人生的安立的确是门美仑美奂的学问，但落到实处却未能给古代中国社会带来多少福音，也不可能为医治现代中国之病症开出一剂有效的药方。这倒不是因为人们对儒学的理解失真，或者被某种工具性的目的所扭曲，而是因为儒学内在地含有孳生和维系专制主义政治文化的思想根据。我的看法是，中国问题之解决，最吃紧的是人的现代化，而儒学不可能塑造现代化的人。
这是我同新儒家最根本的分歧。细而言之，大致可分为如下十个方面。
一，我们如何理解传统。
从理论上说，传统是现代化的基础，离开传统，不可能有什么现代化。人是文化的产物，文化的积聚就是传统。由此决定着人又是传统的产物。不可能有离开人的传统，同样不可能有离开传统的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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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是生活在先辈为我们所创造的文化传统之中。
他不仅靠传统哺育，同时又深受传统的制约。他不能离开传统，就像他不能离开大地和空气一样。因之，从根本的意义上说，传统是打不倒的，也不应该去试图打倒它。实际上，人类历史上也从来没有出现过彻底同传统脱了关联的人。尼采反传统，态度可谓坚决，言词可谓偏激，但同样要依赖于传统。他反上帝信仰，反理性崇拜，但手中所持有的武器却还是古代希腊人的传统。
因之，就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而言，新儒家的基本看法原为不谬。
中国问题之解决，并非一切从头做起，也不是一定要把原有的文明成果统统推倒。此种道理，浅显易懂，本无深究的必要。新儒家诸贤失当的只是，他们所谓的传统，有着狭义的限定，非独为“吾家旧物”
，而且是仅就孔孟程朱陆王一脉下来的道统而言的。所以牟宗三为中国问题之解决所开的药方，第一种药就是“道统之肯定”
，即确保儒门香火之不绝。虽然他们也表示愿意接纳一些不痛不痒的外来文化，但却坚持要用中国固常的儒学传统将其“重新改过”。
我认为，对传统的此种理解，同情地说，是出于对儒学传统的一份恋情；不客气地讲，则是极狭隘极偏蔽的文化山头主义。
传统从来就不是单线流延的，更非静态而无变易。中国文化自古以来就富有开放的性格。须知，早在三、四千年前的夏商两代原不过局囿于中原一地，文化建树也极其有限，只因同周边各地文化长期的交融汇聚，才形成后世浩瀚的文化大河。试问，如果我们的祖先也抱着文化山头主义，后世中国又何来博大之文化？今日的新儒家诸先生又怎能有抱定文化山头主义之可能？传统并非一个超逻辑超批判的主体，文化的发展必赖于传统的更新和对传统的超越。人类历史屡屡表明，一个突破传统的时代也就是文明大发展的时代，一个能适时地批判传统的民族也就是最有前途的民族。
对传统的批判与突破，并非不要传统，更非无传统可以继承。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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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既具民族性，又具世界性。具体说，在以往封闭或半封闭社会，传统主要体现为民族性，而在今天的开放社会，传统则主要体现为世界性。传统社会，人们所继承的传统大多以民族为界限，异域文化只是作为零散的成分加入民族文化传统的库藏。当今社会，人们既是某一民族的人或某一地区的人，同时又是地球人世界人。世界各族人民所创造的文化是为一整体，同为人类文化之成果。相应的，对于人类这份共同的文化成果，或曰共有的传统，任何民族都可从中获益，都可以之作为自己未来发展的文化基础，而不必一定要固执本民族文化之传统，更不必守着落后，拒斥先进。
因之，新儒家对新文化运动的责难，实为小根器反对大智慧，不明白胡适鲁迅等人反对的只是以儒学为主干的小传统，拥抱的却是世界文化的大传统。
二，儒学是否为一“常道”。
新儒家坚持“道统之肯定”
，抱定儒学救世之信念，在他们看来，理论根据就在于儒学是一“常道”
，而非“变数”。具体而言，孔圣伊始，儒学大化流行，虽经诸多磨难，却终能化险为夷，延续至今，足可说明其生命力之旺盛，不是一阵欧风美雨的冲击就可凋零的。
无可否认，近两千年的中国思想史上，作为一种官方的意识形态，儒学的确很是风光，很是体面，对中国文明的发展也有过贡献。但是又须看到，儒学的长久流延与其说赖于自身的生命力，不如说靠历代王朝的鼎力护持。可以说，儒学从根本上就是封建统治的寄生物，是小农经济的胞兄胞弟。尽管很难将其与封建王朝与小农经济看作毛与皮的关系（因为三者压根儿就是三位一体）
，但是儒学的政治保障与经济基础无疑是王朝政治与小农经济。世界上没有超时间的理论形态，没有游离于政治与经济之外的精神文明。尤其对于一种世俗的道德学问，更是这样。小农经济的解体，王朝政治的终结，必然导致儒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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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危机。新文化运动紧接着清王朝的正寝，决非历史的偶然，而是内含着一种历史的必然性。如果像新儒家所说的，儒学为一“常道”
，那么请问，为何二十世纪的中国人对孔夫子如此不敬，致以儒门淡泊，绝学难续？为何面对百年历史的风风雨雨，人祸频仍，儒学竟无可奈何，听之任之？
难道这仅仅能归罪于陈独秀胡适等人“肆意妄为”？
一种在思想界独占两千年领导地位的官方学问，竟然如此不经打击，难道不是因为自身垂垂老矣，不合时宜？
同时，我们也不否认，儒学统治国人灵魂两千余年，早已深入国人的血脉之中。
今日的中国人，物质生活方面的许多东西虽早已西化，但骨子里还是滞留着儒学的东西，如家族观念、皇权崇拜、官本位意识等等。然而，这只能说明儒学的阴云太厚，对国民的禁锢太深，而不能说明没有与其告别的必要，更不能说明告别儒学就是自断血脉，自绝生命。血脉已坏，唯一的救治办法就是换血。倘若一味强调自家血脉之重要，而不问这自家血脉是否还可维持生命，那就真正地会送了卿卿性命。
三，“返本开新”如何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