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硬如水》第7章

个涂金字，和字下的红漆大钉门，它们不知道它们日后将要毁在我手里，还依旧毫无收敛地散发着凉气沿街朝我打过来。这时候，我并不知道我的情爱正在那庙里等着我，到庙前我连衣服、扣儿都没整，刚才折点心包儿时，那油污都还沾在我手上。一切都是毫无准备的，都是命运像垒塔一样把砖瓦在那摆好的。我从庙院的围墙前面走过去，那如线一样笔直的砖缝连缀着十几斤重的方砖朝我身后移过去，然后那程寺的大门就到了，门口蹲卧的两个石狮子就朝我迎来了。我把手上的油朝那狮子头上擦了擦，孩娃就把我的手用力拉了拉，小心地朝身后望了望。我说：“红生，擦吧，不怕，爹要革命哩。”孩娃摇摇头，把手在裤子上擦净了。我说：“怕啥？爹要革命哩。”我们父子就跨进了程寺的前节大院里。前节大院脚地上是方方正正的八寸砖，从棂星门至承敬门的那段路面上，已经被世代的程家后人烧香磕头时踩出了深深的脚痕儿，而那路两边上几棵钻天的古柏绿绿旺旺，树阴把院落遮得没了多少日头地。树根把方砖胀鼓得破破裂裂，在那树阴下，方砖总是呈出潮湿的黑颜色，有苔藓在砖上结出绿茸茸的一层儿，砖缝中又长出许多碎青草，使那地面看上去年迈体不弱，充满了封建统治阶级的颜色和味道，叫人感到清寂、神秘的压迫和剥削。我扯着我孩娃的手在那砖上走，他四处张望着，小手上有一丝一丝被寺庙惊吓的凉。院子东西两侧春风亭和立雪阁的房梁和立柱上，那些褪色的画龙和神魔，还有黄色粉底画的老虎和狮子，这时候都正在张牙舞爪地朝着我们看。我说：“红生，你怕吗？”他朝我摇了一下头，手却把我的指头捏得更紧了。我说：“别怕，有一天爹会把这些都砸了。”孩娃不信地望着我。我说：“不破不立。长大你就懂爹的话了呢。”孩娃更加迷惑地看着我。这时候———许多年过去以后，回想起来，我都觉得那个时候是我一生最为神秘的一会儿，最为动人、永恒的一会儿。日后，许多年，和她在一起惊天动地的爱，天塌地陷的恨，都没那一刻使我感到奇妙和难忘，没有那种神秘莫测、动人心弦的温暖和美妙，如神水一样在我心中滴滴嗒嗒流。我一辈子没有见过伟大领袖毛主席，可我想我就是真的见了毛主席，就是毛主席亲自给我倒了一杯水，江青同志亲自给我烧了一碗荷包蛋，那种感觉也没有那一刻来得深刻哩。毛主席倒的水喝了也是水，江青烧的荷包蛋吃了也是一个水煮蛋。可是那一刻，那神奇和美妙，有啥儿能比呢？天大地大没有党的恩情大，水深海深没有那时候的印象深。我听到了脚步响。脚步声如苔藓飘在寺院样，湿润润、沉甸甸，却还是在半空里慢慢悠悠飘。因为那程寺的空旷和静寂，因为那寺庙除了老镇长所守的清静外，其余再没有别人了。不到过年过节，不到程颢、程颐的诞辰或周年，那寺庙极少有人跨进去，也极少有人被赋予权力随便踏进去。听那脚步声似乎不是一个人，杂里拉沓，好像最少有两个。我抬起头朝承敬门那儿望过去，看见那脚步声深黑如漆，有一股霉腐的味儿夹在脚步的声音里，一高一低，还有如吟如唱说话声。我抬起头。我看见了她。她一只手里扯着一个三岁的女孩娃，另一手里提了一个铝制的三层圆饭盒，衣服还是那件粉红色的涤良衫，鞋也还是那双金黄铝扣儿的方口绒布鞋，裤也还是那条自己剪制的假军裤。一切都和三天前在城郊铁道上初遇时的一模样，秀脸上有淡淡一层劳累和忧愁，使她那细腻的皮肤上显出薄薄一层病黄色。承敬门没有程寺大门那么大，可那门围三边的每一块砖上都有烧的莲花纹，连在一块儿，像一条莲藤挂在承敬门的门框上。她就立在那门框下，嘴还半张半合着，一只脚在门里，一只脚在门外。从门框下和她的头上望过去，能看见中节院里的葡萄架叶子还未成，都已经遮天蔽日得把院子罩严了，这使她在那门框里，像镶在暗淡背景中的一幅画。她真的就像一幅画。那些年谁说谁好、谁说谁秀都只能比喻她像一幅画，没有别的比喻能说出她那当儿的秀气和漂亮。不消说，我看见她时她也看见了我。我俩的目光在前节院的半空哐哐当当撞上了，有团火花如电焊的弧光在那庙里闪一下。然后，寺庙的空气僵住了，从古柏缝中漏下的日光团儿也不再摇摆了。我看见她提的铝饭盒碰在了左边的门框上，把门框上一片陈漆碰掉了一片儿，有几粒细灰哗哩哗啦从门框上落到了她的头顶和脚下。她的脸变成了僵黄色，嘴唇绷成一条红里泛白的线。我的心猛地就死了不再跳动了，两个手里的汗汪汪洋洋能开船。接下来，我们就那么相望着，头顶老柏树上的乌鸦在垒窝，蹬落的草枝和它的叫声一道道像房梁一样从空中跌下来。我抬起头朝树上瞟一眼，落下目光时她却扯着她的女孩娃（她竟有了女娃，三天前她一点也不像有过孩娃的女人哩）　从我了，他就毕业回到程岗镇做中学老师了。我们革命和反革命的人生从此分道扬镳了。这些资料是我在我娘那儿知道的。我去程家岗上看了娘。那岗上原有的十几户人家搬到岗下后，有几间草房欲倒未倒，还坚韧不拔的立在那，有几个老人这样那样的原因都还依旧住在那。我到我家的老宅时，我那头发花白的母亲正在剥着玉蜀黍穗儿喂鸡子，看见我她手里的玉蜀黍穗儿掉在地上了，忙慌慌地朝我走几步，扶着一棵树打量我时她的眼上挂了泪。我说：“娘，我来接你回家的。”我娘朝我摇了一下头。我说：“程桂枝要敢对你不好，我就休了她。”我娘厉眼盯着我。我说：“我是党员，我要革命，以后他程天青这个支书也得听我的。”我娘就惊恐不解地审视我，好像他的孩娃有了神经病。革命在没有成功以前，自然都要遭到不解和非议，这是历史已经证明过的经验和教训。我不再和我娘说啥儿。我娘也有落后和愚昧的一方面。和我娘坐在老宅的院门口，在落日中望着程岗镇的全景和风貌。从十三里河那边开挖来的大渠笔直如筷，流水四季鸣响，从镇后的岗下流过去，像一条永远不弯的绸带绷在山脉下。这当儿，我把目光在水面盯一阵，使眼如洗了一般，待到心明眼亮时，我再把目光送到程寺的前节大院里，就看见了红梅的那个铝饭盒在门框碰掉的红漆还在脚踏石上闪着光。我说：“她叫啥儿呀？”老人说：“她叫夏红梅。”我说：“哪里人？”老人说：“城里人哩，娘家是城关那儿的。”我想了一会，像是问，又像是自语说：“　咋会嫁到程岗呢？城里人咋就会嫁到这偏僻的小镇呢？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凭她的长相嫁到九都市里才合适。”老人看看我。老人像看出我的心思样，解谜开结地慢慢说，她还能咋样呢，程岗也是镇子呀，每月逢五是集日，从四乡来赶集的也是人山人海哩，并不比她们城关那儿的集日人少哩。再一说，人家庆东是在地区念过大学哩，当先生，拿工资，爹又是镇长。人家爹在城关镇当镇长时，她爹在哪儿？她爹在城关镇里扫院子、烧开水，是侍奉镇长的人，她咋会不嫁到程岗镇？她咋会不嫁给庆东那娃呢？革命就是这样，没有奉献，就没有基础；没有牺牲，就没有成功。她嫁过来那年还不足二十岁，人细白水嫩，是这方圆百里的一枝花。说话大方，做事利落，一天能织出一件城里人穿的洋式毛衣来，要是村里有一堆姑娘媳妇在街上围着她，央求几句，她就会给大伙儿唱城里人才唱的歌曲儿，就会跳她在学校学的洋舞儿。就是这样，简单得如豆子遇水要发芽，枯木逢春要开花，她的欲望和旺盛的虚荣支配了她的人生和命运，也导致了她和我一生命运的辉煌和悲哀。其实是悲壮。娘说可惜她得了革命狂魔症。病犯了不仅不给老镇长烧饭、洗衣裳，还把镇长用过的碗筷到处扔。说老镇长是被她气到寺庙里去住的。说前些天她丢下娃儿、男人就走了，回城里娘家住了几天，回来就说她没回娘家，说她去北京见了毛主席，说毛主席还和她握了手。北京在哪儿？娘问我，却又自己答了说，北京在北边，千里万里呢，她能走到吗？再一说，毛主席是啥哟？那是皇上哩，她能见到吗？能和她握手吗？说她回到镇上见谁都伸出手来让人家看，说毛主席握的就是那只手。这样她那只手就不拿筷子了，不沾水洗手了，说毛主席手上的热气都还在她的手上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