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大典6小时》第21章

教育很快受到各方重视，海外华侨及实业界人士纷纷捐资助学，使职业教育成为时尚。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黄炎培专程到北京找到李大钊，俩人就国内、
国际大局和前途问题，交换了意见。
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后，为排除异己，以“学阀”罪名通缉黄炎培，中华职
业教育社被捣毁，他再次流亡。
“九·一八”事变前，黄炎培正在日本考察教育，发现日本侵华战争气氛很浓，回
国后他带着“日本即将侵我预感”，多方奔告。“九·一八”东北沦陷，蒋介石的不抵
抗主义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黄炎培投身于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之中，要求国民党政府
抗御侵略，他组织成立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后改称上海市地方协会），在以后的“一
二·八”和“八·一三”上海抗战中，积极宣传动员上海市民运送军需物资，筹募捐款，
支援前线。
抗战期间，他以社会贤达身份被推选为国民参政员，参加抗战募捐工作。在此期间，
他开始了同共产党广泛的接触。
1941年10月，黄炎培代表职业教育派同梁漱溟、沈钧儒、张君励、章伯钧、左舜生、
李璜、张澜、罗隆基等共同参与发起筹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5年，他又与胡厥文、
章乃器等联合工商人士另外成立中国民主建国会，担任主任委员。
1945年6月，抗战胜利在望，而国共合作濒于破裂。黄炎培与几位参政员联名致电毛
泽东，主张恢复国共谈判。毛泽东回电欢迎黄炎培等访问延安，共商国是，黄炎培与冷
遇、褚辅成、章伯钧、左舜生、傅斯年等6位国民参政员，于7月1日飞抵延安，在机场黄
炎培等人受到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高级领导人的热烈欢迎。毛泽东握着黄炎培的手说：
“我们二十多年不见了！”黄炎培很奇怪，说我们这是第一次见面呀！毛泽东笑着说：
1920年5月某日在上海，江苏省教育会欢迎杜威博士，你主持会议，发表演说，那一大群
听众之中有一个就是我。黄炎培听后很高兴，盛赞毛泽东好记性。
在延安，黄炎培感到样样都很新鲜。这里自由的空气、井然的秩序、朴素的作风使
他觉得既亲切又自然。访问期间，毛泽东在百忙中邀请他到家中做客畅谈。
当毛泽东问他此次延安之行有何感想时，他坦率地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
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
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
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能跳出这个周期率。中共
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了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
配。”
毛泽东高兴地答道：“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
民主。”两人就此长谈，十分投机。
在延安短短的5天访问，黄炎培对共产党、解放区有了新的认识，从朦胧中看到了光
明，这是他一生中的一次重大转折，为他日后同共产党长期携手打下基矗回到重庆后，
黄炎培到处作报告，讲述延安见闻，并很快出版了《延安归来》一书，在大后方引起很
大震动，同时也招致国民党当局的忌恨。
1945年8月10日，毛泽东亲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双方签订了“双十协定”。期间，
毛泽东广泛接触民主人士，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其中与黄炎培的会晤和聚宴达十次以上，
从而使俩人的交往与友情日益加深。
内战爆发后，黄炎培拒绝蒋介石要他参加“国民大会”的要求。1949年2月，他在中
共地下党的帮助下，逃脱了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潜离上海经香港转赴解放区，3月2
5日到达北平，开始了新中国的筹建工作。
他到达北平的当天下午，就同沈钧儒等民主人士赴西苑机场迎接毛泽东等中共中央
领导人进入北平。俩人重庆握别，虽只有三年半时间，但中华大地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黄炎培非常感慨。当日晚，毛泽东设宴招待黄炎培等二十多位民主人士。第二日
晚，毛泽东又单独邀请黄炎培，俩人畅叙别情，纵谈时局，直至深夜。在第三天叶剑英
市长为他举行的欢迎会上，他情不自禁地振臂高呼：人民革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万岁！
在随后的日子里，毛泽东多次邀请黄炎培等民主建国会的领导人，商谈人民政协的
筹备工作，希望他多在民族工商业中做工作，为解放上海出力。黄炎培随即在中央人民
广播电台向上海人民广播，要求上海人民组织起来，迎接上海解放。他还在《人民日报》
上发表文章，批驳美国国务院关于中国革命的“白皮书”。文章发表当天，毛泽东就亲
笔给他写信说：“声明写得极好，这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教育作用是极大的。”
身为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的黄炎培，在旧中国向来拒绝做官。北洋政府曾请他出任
教育总长，他坚决拒绝；1946年，国民党多次请他参加“国大”，然后到政府中做高官，
被他“笑而谢之”。
1949年，黄炎培到达已经解放的北平后，仍表示无意于仕途。周恩来亲自多方面做
他的工作，终于使他一改初衷，同意出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此外，他还先
后被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等职。这条消息见诸报端之
后，连他的大儿子黄大能也感到十分意外。后来，黄大能出公差到京，见了父亲便问：
“您一生不做官，恁地年过70反而做起官来了？”
黄炎培述说周恩来动员自己“做官”的经过之后，严肃地跟儿子说：“以往坚拒做
官是不愿人污泥，今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府，我做的是人民的官啊！”中华
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使年逾古稀的黄炎培得到新生。为此他写下《永远纪念着的1949》
一文。文中说：“我生已72岁，已过72个年节，何以独要纪念1949年呢？因自2月15日从
上海脱离国民党的监视来到北京，筹备新政协、参加政府以来，无一不新颖，无一不感
动。甚尤为突出的感受，‘人’的地位被发现了，‘群众’的力量被认识了。”
“人”的地位得到应有的重视，“群众”的力量被充分认识，这是这位民主党派的
领袖人物所毕生追求的民主之果的核。
在中国，有民主才有希望，没有民主就没有希望，这是黄老先生的毕生感悟。
掌民主之旗，唱民主之歌，寄予了老革命家黄炎培先生的人生理想，体现了他真挚
的爱国主义精神。
辛亥革命老人何香凝，对“中华民国”怀有一种复杂的感情。为了建立高扬孙中山
先生新三民主义的中华民国，她苦苦求索，为之奉献了大半辈子，而他的丈夫廖仲恺先
生，则为之献出了热血和生命。
因此，她在讨论决定国号时提出，“中华民国是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一个结果，是用
许多烈士鲜血换来的。关于改国号问题，我个人认为，如果能照旧用它，也是好的”。
何香凝是国民党左派的一面旗帜，为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所敬仰。早在国民党第一
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即与毛泽东相识，友谊持续了半个世纪。
这位了不起的革命女性生于1878年。她与廖仲恺结婚后，随丈夫东渡扶桑，留学于
东京目白女子大学、女子师范学校及本乡女子美术学校。1903年，他们得晤民主革命先
驱孙中山；1905年，加入同盟会。从此，走上了矢志革命、追求进步的民主革命之路，
并与孙中山及后来的孙夫人宋庆龄成莫逆之交，以至在近现代中国革命史上，大凡人们
谈起“孙宋”，总要谈及“廖何”。
1925年，孙中山逝世不到半年，廖仲恺为坚持孙中山制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
工”三大政策，在广州被国民党右派暗杀。宋庆龄、何香凝这两位伟大革命先驱的遗孀，
接过革命的战旗，以其清高盖世的伟大人格和奋发独立的不屈精神，成为革命的国民党
左派的战斗旗帜和精神领袖，她们以革命未亡人的资格，不懈地坚持并执行孙中山、廖
仲悄所开拓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同帝国主义列强、尤其是同国民党
内的顽固派，开展了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他们的这种模范言行，不仅为国民党内孙中
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