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考报告》第58章

但校方领导对此却听而不闻，只是说，如果学生考得不及格，影响了升学率，到那时，上至教委，下至学生家长都不会答应。
马文奇老师不明白，校领导只是开口闭口地提到教委和学生家长，为什么不真正考虑一下学生呢？他们所学所用以后在社会上发挥什么作用，为什么没有人来关心一下呢？
马文奇只好按部就班他讲下去，看着那些学生，他有时真不忍心再这样教下去，可他没有一丝办法。他有时想，怎么就没有人来呼吁一下教材改革呢？他曾经呼吁过，但他人微言轻。
有一次开家长会，一个他不认识的学生家长激动地叫他老师。原来，这位学生家长是他50年代教过的学生。这位学生家长对老师的恩难忘，忆起当年事情时感慨万千。马文奇告诉学生家长，孩子的语文不太好。学生家长也很苦恼，不经意说出的一句话让马文奇几个夜晚难以入眠。学生家长说：“马老师，怎么学的还是那本教材啊！我当年的学生笔记丢了，如果不丢，让孩子看看，一定会考好的，这孩子就是记笔记不认真。”
一句不经意的话说出了多少天下父母的心声。
身为多年老师的马文奇觉得一下子被这句话刺痛了。如果50年代的一本语文笔记，可以帮助90年代的孩子考出好成绩，那我们到底在教给孩子们一些什么东西呢？
还有一次，马文奇在课堂提问时，被学生问得哑口无言。学生回答不上来一篇文章的主题和段落大意，马文奇让他好好想想时，学生说：“老师，我特烦语文课，昨天，我爸爸说，他们那时就分段，找段落大意，找作品主题，现在怎么一点儿没改变呢？”
马文奇看看眼前稚气未脱的学生，觉得学生说的正是自己这么多年想说的，他看看学生，无奈地摇摇头，让学生坐下，一言不发地拿起粉笔把“教参”上段落大意和中心思想的答案抄在了黑板上，让学生们认真地抄在笔记上，然后背熟，记牢。
马文奇临退休前一直盼望着能看到语文教材的改革，但最后他是带着满腹的失望离开了他站了四十多年的讲台。他很想告诉学生语文不是这么学的，教材里的文章也很有限，他很想让学生多读点唐诗、宋词、元曲、《三国演义》、《红楼梦》，甚至老子、庄子，但他这些年只告诉学生要读好教材，要找对中心思想，概括好段落大意，注意加点字的解释等。他所期望的真正的语文教育在他大半生的教书生涯中却没有一点儿得以实现。
退休的马文奇望着已经上了高中的小孙子在台灯下写作业，而孙子的教科书竟然仍是当年他所用的教材，马文奇不禁掉下了眼泪。这眼泪不应该在90年代末的今天流下，今天毕　竟是改革开放的年代啊！
老教师马文奇的伤心，亮出了一个中国教材、也是中国教育问题上长期存在的顽症，这便是见不着影子的官僚政府行为。北京市崇文区教研中心教研员苏豫生以自己亲身的经历指出了这一顽症的症结：“我教课多年，到教研中心以后，听了大约一千多节语文课，平均每年一百多节课。我觉得语文课最主要的问题是把一篇生动的课文肢解成一堆知识拼盘，弄得学生对语文最没兴趣。我曾经调查学生最喜欢哪些课，其中喜欢语文课的人特别少，这跟我们今天的语文教材和教学方法有关系，这当中也涉及政府行为。比如教材的陈旧问题，现在中学语文大纲规定的一百零一篇基本篇目，全国各地教材都要包括这些篇目。你要是不把这一百零一篇抠好了，就会影响学生高考。所以，老师要受教材束缚，还要受高考束缚。如果取消了基本篇目，那么全国各地编教材就可以解放一些。我听到一些专家学者说，这个基本篇目究竟要不要值得探讨，这只能通过政府行为来解决，不是任何一级教育领导机构能说了算的。”
有一次我到北京一所著名的中学作报告时，问同学们谁能说出90年代中国出过什么著名文学作品时，竟然没有一个人能回答我，到最后才有一个女生站起来说：“琼瑶的《还珠格格》。”
我哭笑不得。
“你知道现在的老师要求我们的孩子怎样写作文吗？”一位颇有经验的家长振振有词地告诉我，“其实很简单，他们不要求孩子们有自己独立的思想，独立的立意，甚至独立的语汇。因为在老师们看来，孩子们的考试能力与‘标准答案’越接近越好。”
原来如此。原来我们中国的语文都已经进入了数字化“标准”操作阶段了。然而自然科学的高度发展，已经在彻底改变人类的思维形态和语言表达方式。
这使我想起了1999年高考语文试题在新闻报道中公布时，四川成都的一个中学的师生们顿时一片欢呼，原来他们的老师这年押题押出水平了——高考作文题《假如记忆可以移植》，正好与他平时给学生讲的一篇科普范文相同！老师和同学们为此欢呼万岁——正因为押题的正确，至少使这个班的一半以上同学朝着大学的门迈进了好几步。
“什么最可怕？不是原子弹，是我们人类自身的创造性被人为地扼杀了。”20世纪最伟大的人物爱因斯但早就警告过我们。但中国教育界的某些人士则一意孤行地做着这样一件可以用“丧心病狂”四个字形容的事！
“她写的作文几乎全是假话、假感想、假故事大全。她的同学几乎都写过扶老婆婆过街，给老师送伞，借同学橡皮那类的故事。她们快乐地共同编着一样的故事，然后套上时间、地点、人物三要素格式，去教师那儿领一个好分。她们老师说‘天下文章一大抄，谁不抄谁是傻子’。”诗人邹静之在《女儿的作业》中这样慷慨激昂道，“我在书店看到过《儿童作文经典》这类的书，摆了一架又一架，我不知道‘经典’这词现在已经变得这么随便。这些书的最终目的并不是为了提高你的写作能力，它向你提供些应付考试的、可以改头换面的模本……我曾接触过一些大学生，他们看过的经典比我在‘文革’当知青时还要少，他们不看巴尔扎克，也不看冯梦龙，他们不看金斯堡，也不着白居易。谈到希望，再也不能想像十几岁的人能写出‘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千古名句了。好像文化提高了，好像上学的儿童很多了，但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模子里走出来的孩子。”
模子是什么？模子可以用先锋词汇解释为“典型的数字化”。人的思维模型一旦成为像摩托罗拉手机一样以一种样式成千上万地出现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时，难道不是人类自我毁灭的一天到来了吗？
中国的教学模式之所以引起国人的恐慌与大声疾呼“拯救”。便是这一道理。
深圳朱健国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说过两个例子让我难忘。他说参加了1998年高考语文阅卷的张智乾先生有过这样的经历，他在阅卷时发现，有道题要求用时间为主语造出两个比喻句，那些写“时间如航船，载我们去胜利的地方”的考生们，都被批卷的老师给了满分，而另一些写“时间好比我们手中的沙子，从我们手里漏去，从此不再回归；时间就像一列列车，载着我们，经过无数的人生小站，最后抵达死亡”的考生，则被老师判为“思想不积极”而给了零分。为此，身为判卷老师的张先生曾与同为判卷的老师们发生过争吵，结果失败的还是他，而且他还因此让某些领导产生了特别的看法。离奇的是，有位重点中学的权威老师，在调进一所高校的那一年，他的儿子正好考大学，儿子让他借着押题做答案，他的答案结果被判“错误百出”。后来他当语文教研组长后，以自己的权威告诉大家，他的答案就是标准答案，那些曾经判他帮助儿子做的题是“错误百出”的老师们竟一致拍手通过：组长的答案就是比我们的标准！
看，这就是中国教育中所谓的“标准答案”，原来是这样游移不定，原来是这样的随意。
那天我在北大与几位曾经胜利走过十几年的考试而迈入中国最高学府的社会学研究生们一起议论此事时，他们大为感慨道：“标准答案”是一个自然科学里转化来的数字概念，它是计算机时代的产物。可是社会学科里很多问题的解释和理解是不能用什么“标准答案”来判定的。中国的文字和词汇之丰富，一个字词又能有几种解释，还有明意、暗意之分，在这种情况下，谁能把诸如‘齐心协力’与‘同心协力’、‘一心一意’与‘全心全意’这样的词语分解出谁对谁错来。它们之间的标准与非标准，就连电子计算机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