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社会思想史》第3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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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尔维修说“人完全依赖于教育”
，“环境支配意见”。而他们认为，环境的最重要因素是法律，法律有强有力的教育作用。个人的恶习不能单纯由个人负责，主要应归咎于政府，特别是立法；在立法的深处隐藏着一个民族的恶习，应该在那里挖掘、拔除产生恶习的根源。爱尔维修说，“假如制定了良好的法律，这些法律将会让公民们顺着他们要求个人幸福的倾向，把他们很自然地引导到公共幸福上去。造成各个民族的不幸的，并不是人们的卑劣、邪恶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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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而是他们的法律不完善，……法律造成一切“。
①“法律则决定我们的风俗和美德”。
②道德在他们那里全部变为政治。
问题是，良好的法律靠谁制定？进而要问法律一般地是由什么因素决定的？按法国唯物主义的人的趋利避害的本性论，人们认为那些对他们有利的社会关系是好的，那些对他们有害的关系是坏的。如果立法者彻底贯彻这一原则，法律不仍然是偏私和激情的产物？爱尔维修曾明确讲“那些为了公众利益牺牲自己的癖好和自己的强烈情欲的人，并不是具有美德的人，这样的人是不可能有的”。
③样他们就面临一个理论上的重大困难，要诉诸好的法律，只有求助于那些不再是欲望、利益之因果必然性的被动的被决定者，而是一些“热衷于一种新的荣誉，要想以人们的朋友这个称号留芳于后世”
④天纵英明，他们愿意造就一些幸福的人，不愿造成一批奴隶，他们以社会福利为鹄的，而无自私之心，这样的天才显然是与凡人皆自爱的人性论相矛盾的。好的法律有待于伟大的立法者；好的教育有待于英明的教育者，这种观点又必然把人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人在聪明智慧以及道德品质方面大大超过另一部分，而这又同法国唯物主义的人的平等观相冲突。我们知道法国唯物主义者不是坐而论道的书斋哲人，他们是“百科全书派”的主将，他们都积极投身于批判
①《十八世纪法国哲学》，第５３７—５３８页。
②同上，第５２６页。
③转引自赫。恩。蒙让：《爱尔维修的哲学》中译本，第３７７页。
④《十八世纪法国哲学》，第５３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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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１８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社会思想３５１
旧制度，传播自由平等理性思想的启蒙运动。
“环境决定人”
的观点引导他们得出必须改造旧制度的进步主张。但他们对环境的理解既不全面（决定性的是法律）
，更不知道何为决定环境的深层力量，结果在实践观上背叛了自己的理论观的唯物主义，陷入了环境决定意见，天才人物决定环境，意见决定环境的循环论证、自相矛盾的困境中。
他们之中最杰出的是爱尔维修，他已经感到上述的二律背反在理论上方法上的弱点，他力求走出这个怪论。他感到似乎有某种更根本的力量或原因，“可能，科学和艺术的进步，与其说是天才的事业，不如说是时代和必然性的事业。这仿佛得到所有国家中同样的科学发展过程的证实。事实上，如果像休谟所指出的，所有的民族只有在他们获得善于写诗的本领以后才能学会善于写散文的话，那么我觉得，同样的人类理性过程就是某种共同的和隐蔽的原因的结果。”
①循着这一思路，他认为伟人的产生不是出于偶然性，而是同时代有密切的联系，“产生伟大人物和伟大情欲的世纪，也是人民真正赞赏崇高和英勇的情操的时代。”
②马克思肯定了爱尔维修，他指出，“如爱尔维修所说的，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
③但是当爱尔维修具体讨论伟人与时代关系时，仍陷
①爱尔维修：《论人》，转引自《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附录ⅩⅥ，第２１０页。
②转引自葛力：《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第３３７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第４５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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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了先前的那种矛盾。他认为伟人的产生应该归因于多少贤明的行政、表扬和奖励。本来伟人降生是要革新国家和立法的，现在伟人的出现又有赖于贤明的行政，爱尔维修终没能找到那种共同的隐藏的原因，未能走出两难的困境。在他那里，以及在所有法国唯物主义者那里，理论上的决定论和实践上的意志主义，世界观的唯物论与社会历史观的唯心论是同时并存的。
１９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承袭了这种形式的二元论。
恩格斯指出，法国唯物主义的社会历史观“本质上也是实用主义的，它按照行动的动机来判断一切，把历史人物分为君子和小人，并且照例认为君子是受骗者，而小人是得胜者。旧唯物主义由此得出结论说，在历史的研究中不能得到有教益的东西；而我们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旧唯物主义在历史领域内自己背叛了自己，因为它认为在历史领域中起作用的精神动力是最终原因，而不去研究隐藏在这些动力后面的是什么，这些动力的动力是什么。”
①恩格斯这段话是对１８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社会历史观的极其中肯的评价。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４卷，第２４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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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１８世纪苏格兰学派社会思想５５１
第七章１８世纪苏格兰学派社会思想
７１苏格兰启蒙运动A启蒙运动的另一个强大中心在苏格兰，这是一个以“苏格兰道德哲学”而著名的学派，学派的主将多以苏格兰的大学为其活动中心，他们是大卫。休谟（ＤａｖｉｄＨｕｍｅ，１７１—１７６）
，亚当。斯密，佛格森（Ａｄａｍ　Ｆｅｒｇｕｓｏｎ，１７２３—１８１６）和米勒（Ｊｏｈｎ
Ｍｉｌｅｒ，１７３５—１８０１）。多年来对苏格兰启蒙运动研究多少受到忽视。
近１５年来，西方学院里已有不少人对它重新肯定，重新研究，在一些圈子里也已蔚为风气，有所谓“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复兴”之说。但重视苏格兰学派的观点并不是从今天才开始的。一些社会学家早已注意到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乃是１９世纪和２０世纪许多不同的社会思潮如马克思主义、进化理论、功能主义及互动理论等的先驱者。
苏格兰学派的社会观点与１８世纪的一般思潮诸多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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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独特和永久的价值。首先，苏格兰启蒙学者注重与提倡理性，但他们对理性的解释与法国启蒙学者大异其趣。他们不相信理性有能力创造出完全合乎理性的社会，强调理性本身与文明的演化互相成长，理性无力跳出文明之外重新设计文明，因此，一切社会进步皆必须以传统为其基础，以传统为基础的建设才是切实的建设；其次，苏格兰学者对社会思想概念作了极清晰和系统的阐述，致力于把社会科学建立在经验的和观察的基础上，认定其本质与自然科学并无两样；再次，苏格兰学派提出并阐发了人作为社会生活参与者的概念，其活动从来不是仅仅依靠自己完成的，而必须与别人的活动相配合相联系；他们发现了社会行动无意后果说（Ｌａｗ
ｏｆ
ｕｎｉｎｔｅｎｄｅｄ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也就是说，无论在社会生活中发生的是什么，都是人们行动的后果，但并非是人们刻意设计和追求的后果。最后，苏格兰学者把有关行为的理论与有关人们判断行为的理论区分开来，并把关注重点放在后者，由此而建立起关于人们行为的互动性的思想。
①
与法国相比较，苏格兰启蒙运动的独特性还与英国及苏格兰的独特的社会环境分不开。英国已经历了它自己的“光荣革命”
，它面临的不再是确定基本人权和寻求对基本人权的有效政治保障的问题，而是要理解和改善已经建立的市民社会，市民社会似乎既是某种自然的事物，同时又代表了社会进步的最高阶段；英国有其强大的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