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未远去的背影》第54章

这个集会虽名为读诗会，我们到末了却发现在诵读上最成功的倒是散文。徐志摩、朱佩弦（自清）和老舍先生的散文。记得某一次由清华邀来一位唐宝鑫先生，读了几首诗，大家并不觉得如何特别动人。到后读到老舍先生一篇短短散文时，环转如珠，流畅如水，真有不可形容的妙处。从那次试验上让我们得到另外一个有价值的结论，一个作者若不能处理文字和语言一致，所写的散文，看来即或顺眼，读来可不好听。新诗意义相同。有些诗看来很有深意，读来味同嚼蜡。一篇好散文或一首好诗，想在诵读上得到成功，同时还要一个会读它的人。
当时长于填词唱曲的俞平伯先生，最明中国语体文字性能的朱自清先生，善法文诗的梁宗岱、李健吾先生，习德文诗的冯至先生，对英文诗富有研究的叶公超先生、孙大雨、罗念生、周煦良、朱光潜、林徽因诸先生，此外还有个喉咙大，声音响，能旁若无人高声朗诵的徐芳女士，都轮流读过些诗。朱、周二先生且用安徽腔吟诵过几回新诗旧诗，俞先生还用浙江土腔，林徽因女士还用福建土腔同样读过一些诗。总结看来，就知道自由诗不能在诵读上有什么意想不到的效力。不自由诗若读不得其法，也只是哼哼唧唧，并无多大意味。多数作者来读他自己的诗，轻轻的读，环境又优美合宜，因作者诵读的声音情感，很可以增加一点诗的好处。若不会读又来在较多人数集会中大声读，就常常不免令人好笑。
这个集会在我这个旁观者的印象上，得来一个结论，就是：新诗若要极端“自由”，就完全得放弃某种形式上由听觉得来的成功。但是这种“新”很容易成为“晦”，为不可解。废名的诗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何其芳、卞之琳几人的诗，用分行排比增加视觉的效果，来救听觉的损失，另是一例。若不然，想要从听觉上成功，那就得牺牲一点自由，无妨稍稍向后走，走回头路，在辞藻与形式上多注点意，得到诵读时传达的便利，林徽因、冯至、林庚几人的诗，可以作例。＇10＇
从沈从文的回忆可看出，这些大学的师生，在一起进行着深层次的文学交流，他们从事着创作实验，探讨着创作规律。不妨说，整个北方文坛，几乎就定期装在了朱光潜的客厅里。大学与文学，在朱光潜的客厅里如此难解难分。
1925年，清华学校设立大学部，朱自清即被聘为国文教授。1928年，国民政府改清华学校为国立清华大学，以《玉君》等小说闻名的新文学作家杨振声担任文学院长兼中文系主任，朱自清积极协助杨振声创建了中文系。1928年度第二学期开学，朱自清便开设了“中国新文学研究”课。将新文学引进大学课堂，这无论对于中文系的教学研究还是对于新文学发展，都具有划时代意义。清华大学不仅开设了“新文学研究课”，还开设了“新文学习作”课。学生在课堂上听到对新文学的讲解，又动手从事新文学创作，即使培养不出像样的新文学创作者，至少可培养出像样的新文学欣赏者，而这对新文学的发展也是至关重要的。1930年度第一学期开学，朱自清又应燕京大学中文系主任郭绍虞邀请，到燕京中文系兼课，讲授“中国新文学研究”。1933年，朱自清又应北师大国文系主任钱玄同邀请，到北师大国文系兼课，也讲授“中国新文学研究”。这说明朱自清的这门课，在其时的北京高教界，是很有影响的。作为大学教授，朱自清的“本业”是中国古典文学。既研究和讲授古典文学，又研究和讲授新文学，同时还以著名新文学创作家的身份活跃于文坛，——大学与新文学，在这样的教授身上，本来完美地统一着。
1932年8月，闻一多离开青岛，回到清华园，应聘为国立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这时期，闻一多自己虽新诗创作的热情已衰退，但关心新文学发展之心、扶助新文学成长之意，并未减少，对各大学有志于新文学创作的学生，闻一多尤其尽力指导、奖掖。1933年夏，时为北京大学四年级学生的林庚出版诗集《夜》，闻一多亲自为其绘制封面＇11＇。也是在这一年，青岛大学学生臧克家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诗集《烙印》，闻一多慨然为之做序。当时的北京大学学生卞之琳，后来回忆说：“我虽然不是闻先生的‘及门弟子’，但在我大学毕业前不久，在他从青岛大学调来清华大学以后，我也曾面聆过他写诗方面的不少教言。话，我都记不清了，只感到对我大有教益。尽管他出语有时显得偏激，胸襟却是十分宽博。例如，他早年写过不少爱情诗，却也面夸过我在年轻人中间就不写这类诗。又如，就外来影响说，他自己写诗，主要受过英国十九世纪诗、特别是浪漫派诗的一些影响，但是他也能欣赏我受过法国象征派诗一些影响的一部分不同的格调。又如，他自己讲究格律，但是他也完全不排斥我同时试写自由体。他自己治学谨严，写诗到《死水》阶段，用画法作比，可以说笔力遒劲，线条硬朗，但是，又举例说，他会就我一首日后自己废弃的松散的自由诗，不自觉的加了括弧里的一短行，为我指出好像晕色法添一层意味的道理。”＇12＇闻一多与学生一起谈诗、品诗，为学生诗集绘制封面、撰写序言，还“不自觉”地为学生改诗。这时期，闻一多、叶公超还合编《学文》月刊，刊发的也多是北京地区大学师生的著译。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格局都发生重大变化。但西南联大仍然继承了北大、清华等大学的传统，新文学创作的风气依旧强劲。朱自清、闻一多、杨振声、沈从文、陈梦家、李广田、叶公超、钱锺书、冯至、卞之琳等都曾在西南联大任教。西南联大外文系还聘请了威廉·燕卜逊任教。燕卜逊是英国的著名诗人，更是新批评的重要人物，其理论著作《朦胧的七种类型》在当时影响巨大。西南联大正是有这了这样一些写诗、讲诗、关心诗、热爱诗的中外教师，才在学生中产生了一个诗人群。穆旦、郑敏、杜运燮、袁可嘉、王佐良、赵瑞蕻等，当时都是西南联大的学生。以穆旦为突出代表的西南联大诗人群，在中国新诗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燕卜逊、朱自清、李广田、闻一多、冯至、卞之琳等人的理论、翻译、讲授、指导和鼓励，加上西南联良好的人文环境，造就了这个诗歌群体。王佐良后来总结性地说：“中国的新诗也恰好到了一个转折点。西南联大的青年诗人们不满足于‘新月派’那样的缺乏灵魂上的大起大落的后浪漫主义；如今他们跟着燕卜逊读艾略特的《普鲁弗洛克》，读奥登的《西班牙》和写于中国战场的十四行诗＇13＇，又读狄仑·托马斯的‘神启式’的诗，他们的眼睛打开了，——原来可以有这样的新题材和新写法。”＇14＇
闻一多、冯至、卞之琳、李广田等人对西南联大青年诗歌群体的影响也是巨大的。1940年12月，西南联大的一些热爱新文艺的学生组织了文艺团体“冬青社”，成员中就有杜运燮、萧珊、汪曾祺、巫宁坤、穆旦。闻一多、冯至、卞之琳、李广田欣然应邀担任他们的导师＇15＇。1944年4月9日，又一群学生要成立一个诗社，到闻一多家中，请闻一多担任导师，闻一多同样高兴地应允了，并强调这个诗社应表现出“新”意，于是这个诗社就被命名为“新诗社”。后来，当年的“新诗社”成员以史集的集体笔名写了《闻一多与新诗社》的回忆文章，其中说：“闻先生非常认真地评讲了大家带来的习作，他非常支持我们组织诗社的愿望，兴奋地为我们讲述了他对诗的见解。从批判中国传统的所谓‘诗教’，讲到写诗和做人的道理，谈他在现实生活中的感受，更坦诚地谈他对我们诗社的期望。他说：‘我们的诗社，应该是“新”诗社，全新的诗社。不仅要写新诗，更要做新的诗人。你们当然比我懂得更多，在这年头，你们会明白究竟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诗人。’这就是我们所以把酝酿成立的诗社命名为‘新诗社’的由来。……虽然在一周之后，我们又在联大西南区教学区旁的学生服务处小会堂，开了一个有更多同学参加的新诗社成立大会，但是我们仍然把司家营和闻先生一起的集会作为新诗社成立的纪念日。”＇16＇以后，闻一多常常参加“新诗社”的活动，与同学们一起读诗、品诗、研究诗。闻山在《教我学步的人——闻一多先生逝世十周年祭》中，回忆说：“夜晚，在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