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俗政治经济学》第11章

我本来打算用相当篇幅说明财富和文明之间的密切联系，但是我的著作的过于扼要的描述不允许我这样作；不过只需说明下述意见也许即能说服读者，即：对调节财富生产的诸规律的探究，实际上就是对调节国家昌盛和国家衰落、调节文明和野蛮的诸规律的探究。现已完全证实，人类在任何时候繁殖的速度都等于其能获得生存资料的速度；不能增加生存资料，人口数量也就无从增加；生存资料的增加不受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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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则人口自然增长的倾向也就不会受到抑制。但是生存资料以及我们用以促进生存资料的生产的物质工具都被包括在财富这一术语内。因而对调节财富生产的诸规律的探究，就是对调节人口增加或减少的诸规律的探究，而我们也就通过人口的增加或减少来判断国家的昌盛。
现在我不想详细研究调节生产和分配的诸自然规律，因为本书正文将对此详尽论述，我已经指出国家增长的自然原则以及成为一切生产的基础的自然规律；考虑到这些自然规律乃是永久的和不变的，而且我认为这些自然规律的后果在一切时间受到自然规律调节和支配的程度都和宇宙的任何部分所受到者相等，我承认这些自然规律是复杂的和不胜枚举的，但我坚信，既然我们的幸福有赖于有关这些规律的知识，我们就能够发现它们并将其整理成为一门科学，如同我们能够发现并整理那些调节着物质世界各种不同的密切关系的规律一样（这些规律几乎是同样复杂的）
；其中有许多已为人们所知并加以奉行，它给人们带来了巨大利益；我们有关这些规律的知识构成了化学这门科学。
但是，除了自然规律以外，社会法规也影响着财富的生产和分配。不论是不变的社会习俗、政体的形式（就像西班牙和英国、土耳其和美利坚合众国的情况所说明者）
，还是变化的贸易管理法令、旨在增加社会财富或调节其分配的政府法案，都影响着产品的数量及其处理方式。为了赡养那些游手好闲、无用的，或者甚至比无用者更糟糕的人们（他们的劳动比完全无所事事更有害）
，正如通常所见到的那样，就要实行征税，赋税减少了勤劳的自然报酬，阻碍了生产并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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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产品的分配。商业禁令迫使我们付出超过必要的劳动量以获得被禁止的商品。禁令还由于抑制了知识的进展和技能的获得而压抑着进取精神并阻碍着生产。
英国的谷物法就是一个社会法规影响生产和分配的例子，谷物法迫使一切凡要吃饭的人付出超过实际需要的劳动量而获得食物；或者说它迫使我们每购买四分之一吨小麦多付出１５～２０先令；并且它经由这样作而从消费者那里抽取一部分金额投入地主的口袋（必须指出，系通过交换媒介）而改变了分配。
这个例子仅仅证明存在着两类不同的影响财富的生产和分配的条件：与一切政府无关的自然条件和源自政府的社会法规。一门完整的政治经济学科学包含着这两类条件，除了全部这两类条件而外，别无其它界限。但是我将不涉及后一类条件。政府制定的、影响社会财富的条例极为众多，也许政府的条例中没有一条是不具备此种影响的，因而我必须奉行这样的原则：我在本书中将完全不考虑后一类条件，除非偶尔在需要利用它们来阐明自然条件时，对它们的考虑多半限制在这样的情况。
必须指出，必须按完全不同的方式来处理这两类条件。
萨伊先生说，“决定着国家昌盛、其财富以及文明的自然规律，不是人类的创作品；通过分析和观察我们发现，我们没有建立它们。”
①因此，我们首先必须揭明在一切时间和一切地点影响生产和分配的一切自然条件；并以其作为标准来检查社
①萨伊：《政治经济学专论》，第２版，第１卷，第９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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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法规的效果。在我们或许可能说明后者发挥了何种作用以前，我们必须弄清全部前者。萨伊先生说，“它们专横地统治着那些专横地统治着别人的人，违背它们必然受到惩罚。”
它们应当成为我们行为的准则，我们首先必须弄清这一准则，然后我们才能发现它在什么方面并在何种程度上被遵循了或背弃了。我们应当永远记住，对财富生产和分配的一切探究都是根据某些现在的或先前的社会形态进行的；由于两者均可能受到政府颁发的法令或社会体制的限制和影响，所以说不定是某种显著违背了分配（如果不是生产）的自然规律的产物；这种探究虽不是完全无效和无益，但必然是肤浅的和不完整的。
我们还必须分清是否能有一门这两类不同条件的科学。
就自然规律和条件来说，它们与调节着物质世界的任何其它规律同样永恒和可以查明，因而可以有一门这类条件的科学；但是不可能有一门关于任何一个政府或一切政府的法令的科学，因为法令是根据无法查明的规则变化的，这些规则乃是政府本身的，并且与其人民永远在变化的情况有关（法令就是为他们制定的）。可以有一门立法者应据以调整其行为的、自然原理的科学，但是不可能有一门关于立法者的法令的科学。
现在，自然条件和社会法律对每一个政治经济问题具有一种混合的和不同的影响。例如，损害作物的坏季节和迫使人们开垦荒地的人口增长就都是自然条件，它们具有使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上升的倾向。但是很清楚，禁止从外国——这些国家可能更为风调雨顺，可能土地更为肥沃，或者由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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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情况而致谷物价格低廉——进口谷物的法令具有和坏季节或人口增长完全相同的倾向。因此，任何时候都应十分仔细地在自然的、不可更改的条件的影响与社会法规的影响二者之间加以区分。除非我们这样做了，否则任何人都不可能说明我们所遭受的不幸或者我们所享有的昌盛中，有多少是自然规律造成的，有多少是立法者的法令造成的。
遗憾的是，即便是哲学家也很少精确地加以区分，至于人民大众更是从来也不进行这种区分的。由此可见，我们永远易陷于缺乏公正理由而颂扬或责备我们的统治者，并请求他们在他们可能根本帮不上忙的问题上进行干预。统治者总是经由这种请求来扩张其权力而获益；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人们注定了因自身的无知和焦躁而要遭受奴役。
关于政治经济问题的多数争论和许多错误都是由于未能仔细地区分这两类条件而引起的（这种区分在任何时候都是必要的）。
人们把社会法令造成的祸害归咎于自然，并且由于对其祖先智慧的崇敬——或者更确切地说，盲目崇拜——而导致怀疑上帝的智慧。同时也是由于这两类条件的混合影响（它们以多于迄今观察已经发现并予分类的方式相互限制、修正和支配）
，使得政治经济学——即便不考虑人们对它的强烈情感和巨大利益，这种利益会在政治经济学的讨论中受到损害——成为所有自然科学中最复杂的、或许还是最深奥的一门科学。不论自然规律和条件的作用和影响是什么（这也就是我们主要感兴趣并想知道的东西，不论是好的还是坏的）
，几乎不可能发现它们，因为它们从来没有机会充分地和公正地发生作用。实际上，它们的清楚而直接的作用还不曾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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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我们只有通过这种作用才能发现它们）。
认为自己比大自然更高明的君主和立法者不屑向大自然的天意求教；他们并不探究自然规律，却对其横加抑制、限制、支配和误解。因此，为了在调节财富增长的各种自然规律的各种影响之间进行区分（自然规律从来都不易于发现）
，特别是现在当它们与立法机关制定的法令的影响混杂在一起时，更需要进行最勤奋的和最仔细的考察。前者有如一条深而巨大的河流，当不受阻碍时，它平稳地向前流去，我们往往觉察不出它的前进，必须设立标志或在河面上投置物体，才能觉察河流的进程。
而后者则有如阻挡着奔腾流水的巨大岩石，它实际上可怕地用贫穷、不幸和社会骚乱通知我们：自然进程受到了阻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