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十八扯》第27章

当时曹操刚从汉中败退到长安，听说曹仁危急，立刻派另一大将于禁率领七军驰援。时值大霖雨，连下十几天不断，引起汉水暴涨，决堤泛溢，将不及逃避的七军悉数淹没。于禁带着极少侥幸获生者避到高处，关羽乘大船赶到，迫使于禁俯首投降。曹魏勇将庞德力战不屈，船覆被俘，仍立而不跪，大骂拒降，被关羽杀掉。关羽趁水势，进一步把樊城围困得水泄不通，曹仁及其数千将士几乎成了瓮中之鳖。关羽又派出一支部队，把魏将吕常据守的襄阳包围起来。一时间，关羽的威名响震华夏，曹操治下的梁、郏、陆浑（今河南中西部）等地的郡县长吏相继反水，接受关羽的节制。曹操相当恐慌，拟议从许都迁徙到洛阳。幸得司马懿、蒋济等人献策，认为“关羽得志，孙权必不愿也”，可以派人去向孙权许诺“割江南”作为封地，换取孙权出兵“蹑其后”，达到“樊围自解”，才没有仓皇迁都。
曹魏的离间拉拢，正遇上孙吴方面吕蒙、陆逊已经着手袭取荆州，于是一拍即合，两面夹攻关羽。吕蒙“白衣渡江”，糜芳、傅士仁不战而降，江陵、公安迅速落到孙吴手中，关羽背后已无依托。
正面襄樊战场上，曹魏名将徐晃率领的援军也赶到了，关羽不能克，只好求自保，“引军退还”。这一次北伐大仗，是关羽平生作为主帅，亲自策划、亲自指挥、亲自上阵打的第一次大仗，开局确实所向披靡，将他的威名推到了顶峰。只可惜，顶峰也是命运转捩点，一旦腹背受敌，后退无路，便跌落到谷底。当年十一月败走麦城（今湖北当阳东南），于临沮（今湖北远安北）被俘，与子关平一同被杀。英雄末路，比四百多年前的项羽败走乌江犹自不如，一生的结尾打上了一个悲剧句号。
关羽被俘遇难后，孙权把他的首级送给曹操，曹操下令厚葬。
刘备一听到噩耗，就“忿孙权之袭关羽，将东征”，谁也劝阻不住。
张飞自然要从征“伐吴”，“当率军万人，自阆中（今属四川省南充市所辖县级市）会江州（今重庆市中心城区）”。临到发兵前，“其帐下将张达、范强杀飞，持其首顺流而奔孙权”，也以悲情结局走完了生命历程。这些情况都说明，关羽之死影响巨大，牵连到了鼎峙纷争的三大集团。最大的影响在于宣告孙、刘联盟破裂，蜀、吴之间爆发了夷陵之战，三国历史进入另外一个格局。刘备战败之后死在永安城，虽然与关羽之死、张飞之死不是自然意义上的同年同月同日，但从历史风云变幻看，确可以看作社会意义上的同年同月同日。尽管如此，在刘备生前，并没有给予关羽任何一种超常哀荣。直到后主景耀三年（260）秋九月，即关羽身后41年，才被追谥为壮缪侯。同时受追谥的还有张飞、马超、庞统、黄忠，关羽除了名列第一，没有任何特殊。其后20年，即西晋武帝太康元年（280）三国历史结束，时年48岁的陈寿开始整理三国史事，编撰《三国志》，仍然只是将关羽同张飞、马超、黄忠、赵云并列一传，而没有像对诸葛亮和陆逊那样单独列传。在总评里，还总是把关羽和张飞拉在一起说，既赞扬他俩“皆称万人之敌，为世虎臣”，“并有国士之风”，又尖锐批评“羽刚而自矜，飞暴而无恩，以短取败，理数之常也”。这样的评语，在《三国志》中，充其量只能算中上档次。
身后开始受钦敬追捧，是在南北朝期间，距关羽之死已过300年。这300年中，取代三国实现一统的西晋王朝非常短暂，公元316年就被东汉以来入居内地的非汉民族推翻，司马氏后人司马睿向南逃跑，在三国时分属蜀、吴两国而版图略小的范围内建立了东晋政权。东晋政权维持到420年，又被刘裕所取代，晋换为宋，是为南朝之始。南朝历经宋、齐、梁、陈四个小王朝，由汉族军阀、世族相继主控，所占领土渐次缩小得不及三国东吴，苟延残喘至589年陈被隋灭，遂告终结。而在中原地区和东北、西北、西南地区，早在西晋未亡将亡时，氐族人李特已于303年建立成政权，匈奴人刘渊也于304年建立汉政权。从西晋末到刘宋初的130余年间，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族以及汉族不同分支、不同世系的人建立的割据政权多达20余个，其中的前、后二赵，前、后、西三秦，前、后、南、北四燕，前、后、南、北、西五凉以及成、夏政权实体，史称“五胡十六国”。分治纷争到439年，鲜卑拓跋氏建立的北魏统一了北方地区，是为北朝之始。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刘宋军队北伐，初胜终败，从此确立了北强南弱、北盛南衰的基本格局。历经东、西二魏和北齐、北周，延续到581年周禅于隋，北朝方告终结。自秦灭六国，汉代秦兴，形成大一统的中华民族国家垂400多年，像这样的由好几个族群长时期割据分治，交错纷争，非唯前所未有，抑且连400余年后的“五代十国”也不好相提并论。
新现实矛盾万端，必不可免地会拷问当时人，促使他们作出反应。
南朝的统治阶层是汉族人，他们早就习惯了把其他民族视为夷、蛮、戎、狄的“非我族类”，当时统称作“胡”。历史性地看，并不宜过分责备他们，他们没有学过历史唯物主义，不懂得民族平等，总是把汉族当成“中国”老大。他们以后的一千多年，汉族人老讲“五胡乱华”，甚至时至当今，一些号称尊奉历史唯物主义的文化界人和官场中人，口头上会讲反对大汉族主义，骨子里仍然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弹着那种老调。所以说，不宜过分责备南朝人。但他们积弱既久，有心驱“虏”，无力回天，便把“恢复中华”的精神诉求寄托于英雄崇拜，从距他们最近的三国历史寻找英雄。这样的精神寄托与正统观念掺合起来，他们由自认南朝政权才是汉族中央政权的正统承续，认定唯有蜀汉政权才是先前的同序正统，因而舍同在江东的东吴周瑜、陆逊于不顾，选中了蜀汉关羽、张飞作为英雄偶像。
那时候，主要着眼点多在“万人敌”，因而常将骁勇善战的关羽、张飞合在一起追捧，也有特别崇拜关羽一人的。据《宋书》、《南史》记载，诸如刘宋时的勇将薛彤、高进之，萧齐时的勇将桓历生、蔡道贵，都被人比作“关张”；而刘宋时的勇将安都单骑突入敌营斩叛将鲁爽，则被人比作关羽斩颜良，陈时名将萧摩诃更以“关羽再世”自我称许和为人称道。与此相映成趣，据《北史》等史籍记载，前秦的勇将王飞、邓羌，北魏的勇将杨大眼、薛延伯等，同样以关羽作比，并不认为“非我族类”。如此奇妙，似不可理解实可理解，就同尔后唐、宋、元、明、清1400余年一样，汉族统治阶层往往越衰弱时越推崇关羽，少数民族统治阶层却是入主中华后备加讲究推崇关羽，俨然成为一种中国传统特色。统治思想融入了民间，得到广泛的认同，宋、元以降关羽就成了中华多民族所共认的第一名将。
与族群精神寄托催生的英雄崇拜几乎同时，都有民俗化选择的佛、道两大宗教，先后把关羽请进自己的教门供奉，佛教在其间起着导夫先路的作用。南北朝时期佛教盛行，关羽生前的福祸交集之地荆州江陵一带，神祠尤其昌盛。《宋书·陆法和传》记载，陆法和得到神灵相助，虏获任约，传说将神灵与关羽相连。唐人董侹撰《贞元重建庙记》，不仅认定这件事，而且还说在陈废帝光大年间（567—568），佛教天台宗四祖智凯从天台山来到当阳玉泉山，坐禅于乔木之下，夜梦关羽显灵。传说智凯为弘扬佛法，在玉泉山修建显烈庙安置关羽，从此关羽护佑一方，成为佛寺护法伽蓝，《三国演义》所写的关羽玉泉山显灵即由传说演绎而成。民间还流传另外一个说法，说是佛教禅宗五祖弘忍之徒神秀，因为作偈输给了慧能，便于弘忍圆寂后另立禅宗北派，以与慧能的禅宗南派对立。神秀在当时玉泉山立庙，供关羽为护法伽蓝，声势大振。从此以后，禅宗和天台宗都争奉关羽，南北各地的佛寺宝刹多以关羽为护法神，历朝积代，达到了“中原有地皆修祠，故土无人不荐香”的地步。
道教尊奉关羽虽比佛教晚，但后来居上，层次更高。集中表现于，借用皇权来凸显关羽，把关羽抬到凡人难及的尊崇地位。唐、宋帝王都尊道，唐太宗李世民诏称“朕之本系，起自柱下（指李耳，即老子）……道士女冠，可在僧尼之前”（见《唐大诏令集》），唐高宗李治追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