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十八扯》第18章

后不久，“魏乃遣侍中辛毗、尚书桓阶往与盟誓，并征任子”。一旦王太子孙登作了人质，曹魏政权就随时可以拿他性命进行要挟，孙吴从此将无宁日，因而孙权“辞让不受”。曹丕恼羞成怒，遂于魏黄初三年（222）九月三路出兵，直逼洞口（在今安徽和县）、濡须和南郡，孙权赶紧调兵遣将分头抵御。但那时东吴境内“扬、越蛮夷多未平集，内难未弭”，他又不得不“卑辞上书，求自改厉”。其“卑辞”甚至写到，“若罪在难除，必不见置，当奉还土地、民人，乞寄命交州（今广东、广西一带，治在今广东番禺），以终余年”。曹丕却毫无缓解余地，回书威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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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君必效忠节，以解疑议，（孙）登身朝到，夕召兵还，此言之诚，有如大江！”孙权被逼到死角，只好撕破脸改元黄武，“临江拒守”。
双方军队水、陆交战，互有胜败，打到十一月仍未决胜负。孙权当机立断，于十二月派遣太中夫郑泉前往永安城，向刘备求和。次年四月刘备死，又“遣立信都尉冯熙聘于蜀，吊备丧”，重新恢复了中断五年的孙、刘联盟。此前一个月，吴将朱桓击败了魏将曹仁，“魏军皆退”。如此反复地斗智斗力，孙权终于由被动转为主动，安然立于不败之地。“然犹与魏文帝相往来，至后年（224）乃绝”。陈寿评赞他“屈身忍辱，任才尚计，有勾践之奇英，人之杰矣”，可以说当之无愧。
在灵活运用军事、外交手段，逐步开疆拓宇的同时，孙权与曹操相似，相当重视发展生产，以足食强兵。自建安七年、八年（202、203）以降，他便推行屯田制度，设置了典农校尉、典农都尉、屯田都尉系列职官进行管理。东吴屯田也分军屯、民屯两种，屯田兵耕战结合，屯田民专事耕种，免除徭役。屯田区域分布于大江南北，各个屯田基地规模大小不等，例如皖城的屯田兵有数千家，而毗陵（今江苏武进）的屯田民则达数万口。江东田多土少，多用牛耕，耕作技术优于北方。黄武五年（226）陆逊的驻防地域谷少，上表请孙权诏令诸将增广农亩，拓广屯田。孙权答复说：“甚善。今孤父子亲自受田，车中八牛以为四耦，虽未及古人，亦欲与众均等其劳也。”父子“亲自受田”耕种，并将驾车的牛改用作耕牛，非唯当世独一份，抑且古今罕见。同时还下令“宽息”，以减轻由于“军兴日久，民离农畔”造成的困难，有利于屯民乐业。类似的减赋、免赋令，黄龙三年（231）、赤乌三年（240）又下达过，的确不是偶一作秀。还注意兴修水利，例如黄龙二年（230）筑东兴堤，遏巢湖水，赤乌十三年（250）开凿堂邑涂塘（今江苏六合互梁堰）。又开凿几条运河，既沟通了内河航运，也方便灌溉。所以在孙权统治期间，东吴境内的农业生产运行比较良好，西对蜀、北对魏大仗小仗时断时续，都能得到比较充足的军粮供应，向东南方向拓展领土也能赖以得到支撑。自嘉禾六年（237）抚越将军诸葛恪平定山越，到赤乌五年（242）将军聂友、校尉陆凯征讨珠崖、儋耳（今海南岛），东吴领土覆盖了当今中国华东、华南地区，总面积约相当于四个当年的江东六郡。
广积粮，大拓土，缓称帝，同样建都今之南京的孙权虽未提出这个口号，事实上成了元末朱元璋“广积粮、高筑墙、缓称王”的老师。曹丕、刘备相继称帝后，他尽管也可跟风，却“以位次尚少，无以威众，又欲先卑而后踞之”。黄武二年（223）四月，“群臣劝即尊号”，他仍“不许”。他对群臣袒露心迹说，西有刘备，北有曹丕文人小说下载，过早称帝会促使曹魏“速发”，造成“与西俱至，二处受敌”的局面，希望大家理解他的“低屈之趣”。其后不久刘备就死了，魏黄初七年（226）曹丕也死了，蜀汉的二世皇帝刘禅和曹魏的二世皇帝曹叡不仅年轻得多，而且平庸无能，孙权俨然变成了三国君主“老大”。
在吴、蜀联盟业已恢复的背景下，诸葛亮在公元228、229年的两年内三次北伐，魏、蜀两国忙于攻守，自顾不暇，东吴解除了“二处受敌”的潜在威胁。至此才水到渠成，孙权于公元229年四月“即皇帝位”，改元黄龙。当年五月，蜀汉派卫尉陈震充当特使，来祝贺孙权“践位”，孙权当即表态，灭魏以后“中分天下”：豫、青、徐、幽四州属吴，兖、冀、并、凉四州属蜀，司州之土以函谷关为界。并且缔结盟约：“自今日汉、吴既盟之后，戮力一心，同讨魏贼”，双方则“各守分土，无相侵犯”。这在我国历史上，当是第一个正式互不侵犯条约，现实意义不容低估。它标志着，魏、蜀、吴三国关系从此进入了一个敌、我、友相对分明的新阶段，孙权发挥了主导性作用。
大局的改变，客观上导致了孙权心理态势、行为方式的改变，“存不忘亡、安必虑危”逐渐成为过去时，“老大”自居、好大喜功逐渐成为现在时，突出反映在两件事情上。其一为，黄龙二年（230），即其称帝第二年，时年四十八岁的孙权“遣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夷洲即今之台湾省，亶洲即今之琉球群岛，“长老传言秦始皇帝遣方士徐福将童男童女数千人入海，求蓬莱仙山及仙药，止此洲不还”。孙权的主观愿望，显然在于效法秦始皇，兴师动众有所过之。但“所在绝远，卒不可得至，但（仅）得夷洲数千人还”。这也是歪打正着，在中华民族国家发展史上，第一次有大陆人到达了台湾岛，并带回了数千当时台湾土著民。其二为，嘉禾元年（232）十月，本属魏的辽东太守公孙渊遣使称臣，并献貂马。孙权大喜过望，旋于次年正月诏封公孙渊为燕王，持节督幽州、领青州牧、辽东太守；三月又派太常张弥、执金吾许晏、将军贺达为特命全权代表，“将兵万人，金宝珍货，九锡备物，乘海授渊”。自丞相顾雍以下，举朝大臣“皆谏”，以为公孙渊称臣之举不可相信，“宠待太厚”了，“权终不听”。果不其然，公孙渊将张弥等人都杀了，“送其首于魏”讨好，随去的兵士、资财全占为己有。孙权闻之大怒道：“朕年六十（虚岁实为五十二岁），世事难易，靡所不尝，近为鼠子所前却，令人气涌如山！不自截鼠子头以掷于海，无颜复临万国！”打算亲自乘船渡海征讨公孙渊，幸得尚书仆射薛综等切谏，方才忍气作罢。《吴主传》注者裴松之严厉抨击孙权“愎谏违众”，这件事做得“非唯暗塞，实为无道”，点中了死穴。
从主观上看，孙权的本性原本就是多重组合，只不过称帝以前居安思危，处存虑亡，将刚愎、暴虐、猜疑的恶劣根性时常掩抑着而已。建安九年（204）以“人言卿欲反”的莫须有之罪，杀掉时年29岁，“正色立朝，清议峻厉”的名士沈友，赤壁之战前拒绝接受张昭等人的降曹意见，斫案以示决绝，以及用兵两次“屠城”，都透露出他实有曹操之负面。时移势易，自充“老大”，自然霸气尽显，封建帝王多会有的“性多嫌忌，果于杀戮”就会任其泛滥无余。他在皇权独尊下实行特务统治，设置校事、察战两职，任用奸佞亲信以监视文武官员。校事吕壹秉“性苛惨，用法深刻”，仗恃孙权的恩眷宠信“渐作威福”，竟至“举罪纠奸，纤介必闻，重以深案丑诬，毁短大臣”，使“无罪无辜，横受大刑”，连丞相顾雍都遭无故举罪而软禁起来，江夏太守刁嘉被诬几至受诛。太子孙登屡次进谏，孙权都拒不采纳，“大臣由是莫敢言”。文武官员到了忍无可忍的程度，上大将军陆逊与太常潘濬“同心忧之，言至流涕”，潘濬甚至想假借宴会袭杀吕壹。尽管吕壹终因陷害左将军朱据，恶行败露伏诛，孙权终不肯废除特务职事。处死吕壹后，孙权作出引咎自责的姿态，派中书郎袁礼“告谢诸大将”，向他们“问时事所当损益”，诸葛瑾、步骘、朱然、吕岱等功臣宿将都推说“不掌民事，不肯便有所陈”，陆逊、潘濬“怀执危怖，有不自安之心”。对此，孙权非但不深自反省，反而下诏责备诸臣未能如管仲谏诤齐桓公那样地对他。奸佞受宠，特务横行，造成了忠良缄口，无辜遭罪，以前那种君臣和谐、上下同心的局面一去不复返，东吴盛极时已寓伏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