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十八扯》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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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一生也证明，许劭确实有知人之明。
“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说者容易，做者艰难。建安十五年（210），曹操已经消灭了吕布、袁术、袁绍、刘表等地方割据军阀势力，基本平定了北方地区，他颁了一通《让县自明本志令》。那一年他五十五岁，从举孝廉到做丞相已走过了三十五度人生春秋，他将这三十五年分划出三个阶段，大略回顾，表明心志。第一阶段为青年时期，志向就是“欲作一郡守，好作政教”。为此他结交名士，“建立名誉”，在洛阳北部尉和济南相任上做了一些“除残去秽，平心选举”的事情。因之而“为豪强所忿”，告病去官，“于谯东五十里筑精舍，欲秋夏读书，冬春射猎”而“泥水自蔽”，相当不“如意”。第二阶段从担任典军校尉开始，由青及壮，“更欲为国家讨贼立功”，最大心愿就是“封侯，作征西将军”，博得身后墓碑上能题“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所以他参加联军讨董，先后两次募兵都不过数千而已，体现出了“本志有限”。第三阶段从初平三年（192）领兖州牧，破青州黄巾军起，经历了消灭二袁、吞并荆州、“遂平天下”的系列胜利，是他最为辉煌的中年时期。用他自己的话说，“身为宰相，人臣之望已极，意望已过矣”。倘若加上他人生最后十年，亦即自命“周文王”，而把取代刘姓汉室的最后一道工序留给次子曹丕的十年，他的政治简历和自我鉴定便真实而清晰地展示出来了。他毫不讳言，“今孤言此，若为自大”，其实就是要把话说透，让别的人再也无从嚼舌根。秦汉以下的两千余年，历代有作为、有气量的封建政治家并不太少，其间不畏流言、不惮自剖的非凡人物亦难尽数，但在我的印象中，没有第二个人能像他这样襟怀坦荡，无所避饰。唯其如此，就连他随之而道出的“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也凭借无可辩驳之真威势逼人。
这通《让县自明本志令》，当然有其现实针对性，那就是有人在背后议论他“有不逊之志”。当时的曹操，是不是已经存心代汉自立，难以一言遽定。一方面，“人见孤强盛，又性不信天命之事”，疑似董卓第二并非空穴来风。另一方面，无论怎样把献帝刘协玩弄于股掌间，曹操毕竟没有走出篡逆的一步，甚至延后至建安二十四年（219）十月，孙权上书称臣，对他“称说天命”［ＷＷＷ。ＷsＨＵ。ＣＯＭ］，他还认定“是儿欲踞吾著炉火上邪”，历史未然之事不宜强加于人。他最终的态度是，“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那么，早于这一表态近十年，曹操一口否认自己“有不逊之志”，未必就是虚伪。一切政治野心家都不是天生的，而是伴随实力、权势的增长，逐步地聚生、膨胀起来的，对曹操也当如是观。他举出齐桓、晋文“兵势强大，犹能奉事周室”，乐毅、蒙恬尽管受冤仍不敢背叛，周公“金滕”藏书以自明心迹等五桩前事，表明了自己也要“以大事小”，“见信”于人。没有史料足以证明，曹操这些话纯属自我粉饰，而不是他的“肝鬲之要”。与此相一致，他又明确地表示，决不能够交出兵权，退就侯国。为什么？他一语道破：“诚恐已离兵，为人所祸也。”用当今的话演绎，就是他深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政治铁则，决不会徒“慕虚名而处实祸”，“为子孙计”，为“国家倾危”计，他都必须牢牢地掌握住“枪杆子”，依仗军事实力而立于不败之地。他甘愿让还封给他的阳夏、柘、苦三县二万户食邑，只留武平一县万户食邑“以分损谤议”，但“江湖未静，不可让位”，这一条底线决不退让。
把曹操置于三国分峙确立前的乱世总体格局当中，用政治眼光进行考量，应该坦率地承认，他的所言所行非但没有错，而且相当难能可贵。比起历代又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的虚伪政治家来，诚信与卑琐真有云泥之别。
曹操也有政治家们难免的通病，在《让县自明本志令》里，也说了些冠冕堂皇的套话，言不由衷的假话。他概括描述既往功业，说是“奉国威灵，仗钺征伐，推弱以克强，处小而禽大，意之所图，动无违事，心之所虑，何向不济”，大体上合乎实际。可是又说“荡平天下，不辱主命，可谓天助汉室，非人力也”，就太无根基了。汉室小皇帝早就不过傀儡而已，在董卓手里是玩，在曹操手里也是玩，哪有什么“主命”需要他去“不辱”？汉室的“苍天”早就“死”了，还有什么“天”在“助汉室”？如果把“天”解释为客观条件，或者政治机遇，倒是对曹操确有所助。其中最为关键的一个政治机遇，就是建安元年（196）献帝刘协在董承、杨奉、徐晃等人护送之下逃回故都洛阳，需要寻求一个具备军事实力的人物给予辅佐。当其逃往河东时，袁绍的谋士沮授就曾提出建议：“宜迎大驾，安宫邺都，挟天子而令诸侯，畜士马以讨不庭。”袁绍却听了郭图、淳于琼等人的话，认为“秦失其鹿，先得者王”，当下正是自强以逞的好时机，“若迎天子以自近，动辄表闻，从之则权轻，违之则拒命，非计之善者也”，错失了这一天赐良机。袁绍错失了，曹操却抓住了，他通过好友议郎董昭给杨奉带信，表示愿意“有无相通，长短相济”。
杨奉上表献帝，当年六月封曹操为建德将军，不久又迁为镇东将军，袭父爵为费亭侯。董承也拉拢曹操，同年七月暗中召曹操“至洛阳，卫京都”，献帝任命曹操为司隶校尉，假节钺，录尚书事，开始参与朝政。到九月，曹操把献帝迁到许县，以许（后改许昌）为都，改元建安，自己受任大将军，晋爵武平侯，揭开了总揽朝政的序幕。但机遇之类的“天”只是客观因素，从根本上说，靠的还是主观因素，不是“非人力也”。主观因素既包括曹操个人的雄才大略，文韬武略，又包括曹操集团的人才云集，“各因其器”，战略得当，政策得宜。撇开套话、假话的浮沫，澄清出原史，果真如陈寿所评价他的“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唯其明略最优也”。
这一切，都要追溯到初平三年（192），曹操代刘岱任兖州牧之时。东汉所置的兖州，辖陈留、东郡、任城、泰山、济北、山阳、济阴、东平八郡，治在昌邑（今山东金乡县西北），曹操已拥有割据一方的巩固的根据地。名士毛玠接受征辟，出任治中从事，建言提出：
今天下分崩，国主迁移，生民废业，饥馑流亡，公家无经岁之储，百姓无安固之志，难以持久。今袁绍、刘表虽士民众强，皆无经远之虑，未有树基建本者也。夫兵，义者胜，守位以财。宜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蓄军资，如此则霸王之业可成也。
曹操敬纳其言。从此，“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以蓄军资”两大政略，成为曹操始终不渝的“经远之虑”，也可以说是他“树基建本”，以成“霸王之业”的总路线、总方针。早在当年底，他便通过董昭向控制长安的李傕、郭氾“致殷勤”，表示“心存王室”。四年后终于天成人愿，献帝东还，他立即采纳谋士荀彧的意见，“奉主上以从民望”，“秉至公以服雄杰”，演出了赶赴洛阳、奉迎天子、改都许县、改元建安的历史连续剧，抢得了在政治上假借天子发号司令的主动权，而为袁绍之流所望尘莫及。定都许县伊始，他便下达《置屯田令》，强调提出：“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他效法秦始皇、汉武帝，雷厉风行地推行屯田制，任命枣祗为屯田都尉，任峻为典军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