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驻京办主任IV》第48章

，将贾赦、贾珍的世职革去，并派西平王、北静王、赵堂官会同查抄宁、荣二府。查抄结果，宁国府充公，贾赦、贾珍监禁待罪。凤姐历年盘剥所得的几万银子，也一朝俱尽。她还担心另外几桩伤天害理的罪行会跟着败露，竟吓得昏死过去。贾政、贾琏本来也脱不了干系，只因两个王爷殉情庇护，皇帝又想到贾府是“功臣后裔”，加上贾贵妃逝世未久，觉得如果对贾府打击得过重，对皇家也不大体面，于是以“皇恩浩荡”为掩护，仅将贾赦、贾珍发往远地效力赎罪，已革去的世职，也依旧赏给贾政承袭。别看王祥瑞是“红顶商人”，在北京城也结交了不少“西平王”、“北静王”之类的人物，关键时刻，这些人物也能出面庇护，不然王祥瑞不会躲在北京城像看电视一样欣赏着专案组的一举一动。王祥瑞也确实有几分胆量，并没有大祸临头而六神无主，惶惶不可终日，而且有板有眼地与专案组周旋，狐狸尾巴夹得紧紧的，一直未露任何痕迹，难怪没用几年时间就将永盛集团做得风起云涌，确实有几分道行。专案组这次行动失败，更加说明一个问题：海关、商检、港监、外代、外运等口岸各部门一定存在严重的护私、放私，甚至共同走私问题；东州市乃至清江省的一些领导干部，可能对永盛集团的走私犯罪活动知情不报，甚至腐化堕落、推波助澜，以至于打私风暴掀起后，一些人确立攻守同盟，为王祥瑞通风报信，充当内线。正是由于这些人躲在暗处兴风作浪，才使得专案组屡屡失手。然而正如锦衣军前来抄家，贾府一时哭喊连天，大祸降临，席不终而散，贾府从此破败不堪一样，既然专案组对永盛集团大兵压境，就不存在“鹿死谁手犹未可知”的问题，永盛集团覆灭只是个时间问题。你好好想一想当年双规肖鸿林的情景，是不是还历历在目。肖鸿林在北京的关系网你最清楚了，以他的实力都不能化险为夷，以至于最后找易经大师骗结发妻子出逃，这与贾赦在大观园符水驱妖孽有什么区别。贾朝轩又何尝不是如此，自从被双规后，一直不向专案组缴械投降，不仅启动了关系网的最上端，而且他老婆为了救夫，竟然到庙里为贾朝轩祈福，一次捐给庙里一百多万，其后果怎么样，还不是枉费心机。如今再也不是“皇恩浩荡”的年代了，发配海疆的贾珍还可以“沐皇恩”免了罪，仍袭了宁国公三等世职。宪政时代，尽管有官本位在作祟，恐怕将黑的漂成白的断无可能。但是毕竟民主仍然走在人治与法治之间搭起的独木桥上，因此将黑的弄成灰的也是有可能的，就像将白的弄成灰的一样。正如甄老先生所言：“什么‘真’？什么‘假’？要知道‘真’既是‘假’，‘假’既是‘真’。”你说驻京办是官场上的“世外桃源”倒很有几分讽刺，一向被人诟病的“蛀京办”竟然是官场上的“世外桃源”，这可真是惊世之语。你说腐败是“富”与“贵”通奸的私生子，你所说的“世外桃源”怕也是“黑”与“白”通奸的怪胎吧？
有一次与你谈起《红楼梦》，你谈到鲁迅先生的话：“《红楼梦》，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济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你说你看见的与他们不同，你说你从《红楼梦》中看见四个场，也就是情场、职场、官场、商场。你认为风花雪月是情场、人生际遇是职场、权势熏炙是官场、功名利禄是商场。其它三场都好解释，独功名利禄是商场令人费解。后经你解释才令人豁然开朗，你说人生若为功名利禄而奋斗的话，那么就要学会经营脸皮、心肠这些特殊商品，就要学会买卖、经营自尊和人格。谁能把握住商机，谁就能成为人生经营的胜利者。改革开放以来，在所有关于中国企业的成长描述中，都绕不开“原罪”，有学者称：“我们的历史太长、权谋太深、兵法太多、黑箱太大、内幕太厚、口舌太贪、眼光太杂、预计太险，因此，对一切都‘构思过度’。”这恰恰是造成“原罪”的背景。永盛集团无疑是在这种背景中妄图凭冒险闯关成就霸业的企业。你质问周永年，为什么像王祥瑞这种企业家头上，有那么多“红顶子”？这说明你虽然浸淫在大染缸里，并未丧失政治敏感性，更未丧失政治勇气，着实难能可贵。其实那些喜欢为企业家聘发“红顶子”的领导，大多是些像贾母一样“溺爱不明”的官，其实贾母心知肚明，正如她所言：“若说外头好看，里头空虚，是我早知道的了。”这说明贾母为了“外头好看”可以容忍“里头空虚”，这何尝不是一些短视的领导干部的想法，“我去后，哪管你洪水滔天！”为别人发“红顶子”，是为了给自己的政绩添彩，无非是为了自己的仕途台阶垫砖头，在这样的政绩观指导下，不仅出现对闯关企业的“监管真空”，而且也必然成就官商勾结的腐败恶果。应该说企业“原罪”恰恰是“监管真空”所纵容出来的产物。之所以像永盛集团这种企业前仆后继，说白了还是儒教的本质——官本位理念在作祟。其实纵览《红楼梦》全书，贾政的为官形象极具典型意义，这样的人物在现实当中仍不乏其人，这种官员表面上很注重名声，但实际上却寸步也离不开“李十儿”这样的下属，以至于最后像贾政一样抱怨：“外套的名声，连大本儿都保不住了，还搁的住你们在外头支架子说大话，诓人骗人？到闹出事来，往主子身上一推就完了！”现如今恰恰相反，一些冒险闯关的企业备受“监管真空”的纵容，没出事前，大家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一旦事发，一些当政者往往不愿意正面回应。你应该记得，周永年刚到东州就任市委副书记时，曾经在花博会期间主持了一次全国性的企业家论坛，讨论的主要话题就是企业原罪的问题，当时周永年向在座的几百位企业家问了一个语惊四座的问题：“各位企业家，既然大家一致认为企业‘原罪，是变革时代的必然现象，这就是说大家都有过‘原罪’行为了？那么我作个现场调查，没有向官员行过贿的企业家请举手？”当时肖鸿林也参加了论坛，值得讽刺的是正是在这次论坛之后，肖鸿林被“双规”的。周永年的突然发问，令在场的企业家面面相觑，好半天才有五六个人举起了手，而且举手的姿势很不自信，像做贼心虚似的。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大家默认：企业的原罪不仅仅是企业家个人的宿命。企业家“罪与罚”的一幕幕，正是中国市场经济制度确立和法治社会逐步进化的一个深刻注解。企业家热衷于和权力沆瀣一气，对一个成熟的商业社会来说是不可想象的。如果创富只能通过与政府官员的关系赚钱，或者通过不法交易赚钱，那么企业和企业家的前途只能是崩溃与毁灭。毫无疑问，以上两条途径，王祥瑞全部采纳，不然永盛集团不会迅速崛起。中国未来经济能否持续增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家是不是由寻租活动转向创造价值的活动。然而从追求权力暴力到创造价值，对于只想赚钱的企业家来说并不容易。王祥瑞并不懂什么价值创造，他只是个财富的攫取者，因此，王祥瑞并不是企业家，他只能是走私犯。问题是要想获得巨大的资源就必须与权力结盟——这几乎是所有落马企业家曾经梦寐以求的成功捷径。对他们来说，企业的成功很大程度上要依靠权势的庇护，银行贷款、土地征用、能源供应、项且争取、企业上市，无一不与权力息息相关，而如何有效地经营一家企业所需要的企业家精神却被他们弃若敝履。这恰恰是权力至上的官本位思想在作祟。官本位的最大罪恶是严重阻碍了商业精神的正常发育。其实不存在企业家的原罪，也不存在时代的原罪，归根到底都是“官本位”的原罪。官本位之恶不除，永盛集团必然大行其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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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假烟案”变成了“走私案”这件事来看，你是处处想当“局外人”，却处处变成了“局内人”。看到这一段着实让人心头怦怦直跳。如果把驻京办比作贾府，你就无形中充当了贾母的角色。看似“不敢行凶霸道”，“看似虽不能为善，亦不敢作恶”，其实是无心为恶尽是恶，不算坏人实坏人！不要将责任都推给梁宇，你在日记中多次提到早就听说永盛集团是靠走私起家，但你身为驻京办主任，对永盛牌香烟照常进货，甚至在预感到五辆奔驰车必是水货的情况下，仗着有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