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 2013年第9期》第13章

庑┱椒小罢绫稹保蛭渲杏?。6万人不愿被遣返。这可是影响中国军队声誉的大问题，所以毛泽东从一开始就坚决反对“甄别”。后来在谈判过程中，有一次问题已经接近解决，但最后又被毛泽东否决。1952年7月，美方同意向我方遣返8。3万名战俘。这与我方可同意接受遣返数字的底盘——“9万人上下”相去不远，因此我谈判代表团认为，这代表美方的一种让步，倾向于接受。但是这个意见被毛泽东驳回，说在敌人加紧向我施加压力的情况下接受8。3万这个数字对我不利，还批评代表团“在政治上太天真”。8。3万这个数字也高于最后被遣返者的总人数。
毛泽东主观地认为，志愿军战俘愿意回国是没有问题的，障碍就出在美国和蒋介石对他们的胁迫上。但是他没有想到，除美台方面的威胁劝诱外，也确实有许多战俘不想回来。因为入朝参战的部队中有不少被俘的是原国民党军经教育后编入我军的，其中很多人容易动摇变节，所以最后还是有1。4万人，即将近三分之二的被俘人员去了台湾。
毛泽东一直硬不让步，主要是个面子问题，并不是真的那么重视这些战俘的权益。经过同美蒋进行英勇卓绝斗争最后才挣扎着回到了祖国的七千名战俘，全部遭到严重的歧视和迫害。1954年2月，80％的党团员战俘曾恢复党团籍和军籍，但在紧接着发生的“高饶事件”后，中央又迅即下发文件，把95％的党团员战俘开除党团籍。他们大都被遣返回乡，从此长期成为当地被专政或监控的对象，一直被当作“怕死鬼”、“变节者”甚至是“投诚的敌伪人员”对待。
由于战争是在朝鲜土地上进行的，美国又掌握着空中优势，每日的狂轰滥炸使朝鲜的损失极大。所以金日成从1952年1月底开始就想尽快缔结停战协议，把战俘等有争议的问题交给协议签订后由有关国家召开的政治会议去解决。毛泽东就是不同意，还一直得到斯大林的支持。斯大林1952年8月20日来电要毛泽东“对美必须强硬”，还再次断言，“如果美国不输掉这场战争，中国永远也收复不了台湾”。在这种情况下，金日成有意见也没有用。谈判开始后，金日成就认为不值得为战俘问题顶下去。美国提出自愿遣返的问题后，他又主张妥协，1952年2月提出应该尽快结束谈判，说志愿军战俘的多数都是以前蒋介石的军队，政治上不可靠，“为他们去斗争没有特别的意义”。金日成1952年7月14日致电毛泽东，主张接受美方提出的条件，立即停战。毛15日复电反对，又于16日致电斯大林寻求支持。斯大林自然同意毛泽东的意见。所以一直到斯大林去世后，局面才出现大变化。苏联新领导集团要求立即迅速解决问题，结束谈判。他们提出，可从接受对方先交换伤病战俘的建议入手，尽快解决整个战俘问题，结束停战谈判。对于这一新方针，金日成不仅举双手赞成，而且极为兴奋，当即向苏联方面表示，“朝鲜方面在前线和后方的损失非常大，每天几乎有三百到四百人丧命，而与美国人进一步讨论关于遣返有争议的战俘的数字不是十分明智的。”对于中国在战俘问题上拒不让步导致战争拖延的做法，他的不满再次溢于言表。
在苏朝特别是苏联的压力下，尚未放弃“一边倒”政策的毛泽东只好妥协。于是，历时三年多的朝鲜战争终于在1953年7月27日停了下来。
（此文写作中参阅了沈志华先生《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等书，并用了其中不少材料，专此致谢。）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责任编辑洪振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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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打虎”为何失败
作者：杨天石
一、蒋经国高调“打虎”
1948年8月，蒋介石为挽救因内战而迅速加剧的巨大经济危机，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宣布发行金圆券，实行限价，规定各地物价必须冻结在8月19日的水准上，不得提高（即“819防线”）。同时限期收兑民间所藏金银、外币。8月20日，行政院特设经济管制委员会，下设上海、天津、广州三个督导区。上海区以曾任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的俞鸿钧为经济管制督导员，蒋经国为助理，其任务是到上海实行“经济管制”。蒋经国虽名为助理，实际上负全责。9月9日，行政院颁布《实施取缔日用重要物品囤积居奇办法补充要点》，规定个人和商家购买物品，其用量不得超过三个月，否则以囤积论。
蒋经国深知在上海前台活动的商界大佬们的后台就是南京的党国要人，任务艰难，赴任之前，就对蒋介石说：“上海金融投机机关无不与党政军要人有密切关系，且作后盾，故将来阻力必大，非有破除情面，快刀斩乱麻之精神贯彻到底不可也。”注1　到上海以后，蒋经国即在中央银行设置经济管制督导员办公室，调来1948年成立的国防部戡乱建国总队作为基本队伍，以亲信王升（少将）指挥，企图雷厉风行，大刀阔斧，以铁腕手段进行经济管制，打击囤积居奇、投机倒把的行为。蒋经国声称，这是一种“社会性质的革命运动”，要“发动广大的民众来参加这个伟大的工作”。注2　戡建队宣称：将“以伸张正义的作法，严惩囤积居奇的奸商、污吏，稳定民生必需品的供应”，同时希望“以群众运动的方式，获得广大民众的共鸣和支持”。注3　8月下旬，王升从戡建队员中选拔精明成员成立“经济管理工作队”，与新成立的经济警察大队联合办公，拥有检查仓库、货栈、账目，直接带走违纪人员，查抄货物等各种权力。8月29日，成立“人民服务站”，设立检举箱，鼓励各界检举。其后，蒋经国先后扣押了上海申新纺织公司总经理荣鸿元及杜月笙之子、鸿兴证券号负责人杜维屏等“老虎”，转交法庭审理。
蒋介石支持蒋经国的铁腕做法。9月4日蒋介石召见上海市长吴国桢，吴担心蒋经国的做法有问题，蒋介石不以为然，日记称：“经儿将沪上最大纱商鸿元与杜月笙之子拿办，移交法庭，可谓雷厉风行，竭其全力以赴之。惟忌者亦必益甚，此为民之事，只有牺牲我父子，不能再有所顾忌，唯天父必能尽察也。”9月7日，蒋经国亲自回南京向蒋介石报告，蒋介石对于上海的官商勾结情况的严重虽感到痛心，但对蒋经国的“战果”却听得眉开眼笑，“兴奋非常”。注4　当日，蒋介石日记云：“经儿由上海来报告经济管制情形。往日所有黑市与囤积等弊多有我党政当局为首，言之痛心。但由此彻查，所有上海黑幕皆得发现，实堪欣幸。”11日，蒋介石得悉上海“物价平稳，黑市几乎消灭”，认为蒋经国克服了经济上的“滔天大祸”，为“戡乱”奠定基业，高兴地感谢上帝的“保佑”，在日记中表示“不胜感祷之至”！注5　14日，蒋经国奉命再次回南京报告。蒋介石告以“食鼠之猫不威”的古训，要他“多做实事，少发议论”，以免他人指责。注6　后来，行政院长翁文灏转告蒋介石，美国人认为蒋经国在上海的作风，“全为俄共产主义之思想，而其行动真是打到大小资本家之力行者”，“美国人必强力反对，并将正式警告”，蒋介石得悉后，一笑置之。注7
由于满意蒋经国的工作，9月19日晚，蒋介石在和宋美龄乘车到南京东郊兜风时，特别和妻子相约，支持蒋经国在上海的举措，“同为经儿前途打算，使之有成而无败也”。注8
二、报纸报道的微妙变化
自9月12日起，戡建大队号召上海年满18岁至35岁的青年参加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与奸商、污吏斗争，报名者25428人，获批准者12339人。9月25日，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成立，举行入队宣誓，蒋经国为监誓人，要求队员协助政府肃清上海奸商。注9　同日，蒋经国决定在上海实行物资总登记，限令各工厂及商家，于当月30日前将所存原料及制造品向同业公会登记，报告社会局，逾期即在全市普查，凡未经登记的商品、原料，一概没收。
当时，上海最大的“老虎”是孔祥熙、宋霭龄的儿子孔令侃及其所开设的扬子建业公司（简称扬子公司）。9月29日，卢家湾警察局向上海警察总局报告，茂名南路、长乐路口的英商利喴公司汽车行囤积大量物资。经济警察大队会同该局前往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