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北京有张床》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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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哼哼哈哈。他又问：“家乡人民生活还好吧？”
我有些吃惊，答道：“托您的福，家乡人民很幸福。”
他显然很满意这个答案，还做出礼贤下士状，亲自领我走进大院。晨歌正和一著名作家通电话。他看上去年轻，一表人才，站起来和我握手，捂着电话对我说先到对面主编室。冬阳娇小精干，前几年她和晨歌编辑的几套作品横扫中国之后，畅销书不断，名气如日中天，门庭若市。冬阳取下眼睛，看着我：“你是戈海洋吧？”
“是的。”我就像伪军见了太君似的点头哈腰。
“你这是专门到北京谈书稿来了？”
“好几件事呢。”
“你的稿子我看了。”她站起来给我沏了一杯茶，安排我坐下，接着说，“你年轻，有潜力。不过这部书稿要出的话还得大改，咋改，你听我的意见。”
“当然当然，给你们投稿，我不自量力。”我恭谦地说。
“我们社虽然名气大，但还是小社。”她说，“你看我们这办公环境，老民居，够寒碜的吧，来个人都不好意思。不过我们过两月就搬到写字楼去了，五A级的，以后有机会可以过来坐坐。”
然后她叫一女孩将我的书稿拿来，翻开，里面有一些用笔标出的记号，她随便指出几处：“你瞧，你这样写，看着倒痛快，出来肯定惹事。”
“那不过一个处级干部，这种芝麻官中国怎么也得上百万吧。”我小心翼翼地说。
“这个跟级别没关系，是写法问题，背后是态度问题。你这部稿子麻烦大了，还没出就被盯上了，出了你可没事，我们脱不了关系。也许别的社没问题，我们出过一次事，检讨个没完。”她解释道，“我们是出版社，上边不给你书号，你吃啥？”
“理解，理解。”我连连说。
冬阳要我把书稿拿回去动大手术，改完给晨歌。寒暄一阵，把我送出了烧饼胡同。为了确证烧饼胡同是否真有烧饼，我从另一头走出去，连烧饼味儿都没有，倒是有几家杭州包子铺把我的肠胃刺激得咕咕直叫。和四川包子相比，西湖边的包子实在难吃，北方饺子还行，个儿大，至少填个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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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街上道路的宽阔、建筑物的宏大、车流的湍急和人流的密集，摧枯拉朽般让人产生蝼蚁般的渺小感。密集而警惕的警察、便衣和保安让人浑身痒痒，以致于我经过他们的面前时，努力装出一付上对得起党和政府下对得起人民的样子。我在王府井附近闲逛一阵，挤上1路公汽到了西单图书大厦这个中国最大的书店。这里不愧是个免费看书、免费纳凉的好地方。暮色苍茫时，乘地铁到大望路，然后倒车前往红庙。
几年前，李皓和杨星辰再也无法忍受清贫，从位于京郊的单位不辞而别，沦为京漂一族。后来，他们向我炫耀他们上报啦——被单位开除，报上发声明了。
1997年初夏到北京见了两人。李皓在一家翻译公司，没底薪，翻译千把字，可以挣一个盒饭啥的。还去杨星辰的“国际贸易公司”看了看。这是他从外贸公司辞职后刚成立的公司，光杆司令。我探头探脑地进去，吓了一大跳。地下室一间十平米小房，既住人，还办公。阴暗潮湿，散发着霉味，二十四小时开着惨白的吊灯，活像一处法西斯秘密专政场所。惟一有点公司痕迹的，是拥挤不堪的桌子上一台电脑、一台传真和一堆中英文文档，桌椅统统旧货。那个下雨天，天花板不断渗出水滴，杨总不得不在桌子和电脑上盖几张报纸，不停替换。他的生意是将国内小工艺品贴上自己的注册商标销往国外。杨总拿杯给我接水，饮水机活像患上慢性前列腺炎；我一坐下，屁股下的沙发发出哀嚎。我开玩笑说：“这哪是开公司，劳改啊。”
杨星辰苦笑：“劳改还管吃管住呢。哥们要真的撑不下去了，就学《警察赞美诗》里的索皮去。”
当时杨星辰和李皓都劝我留在北京，和他们构成“三剑客”或“铁三角”什么的，我也跃跃欲试，无奈老爸突发中风住院，放弃了。
在红庙站，我四处张望，后脑勺被人一拍，回头看一无所有，几米处一陌生人偷着乐。我正纳闷，脚腕处再被一击，我一个趔趄，顺势向下一看，两家伙正蹲在地上咧开大嘴笑呢。打闹着走向川菜馆。这是杨星辰的意思，先吃饭，再去他“家”坐坐。李皓还是光棍，住在老远的通州。两年不见，杨星辰风采依旧，李皓半头白发。
“一根白一段艰辛！”他叹气，又看着我，“你也憔悴了很多，哪像当年英姿飒爽下流倜傥啊。”
“一毕业七年啦，下岗，失恋，破产，老爸又走了，我容易吗？”我说。
“唉，都不容易都不容易。”大伙惺惺相惜异口同声。
我问李皓：“你还准备考研？你觉得你还不够傻么？”
“职场混，没办法。”他说。
“幸好开公司没要求本科或研究生以上学历，要不我只好孟姜女哭长城啰。”杨星辰说。
走进餐馆，一桌边女子站起来。杨星辰相互介绍：“我媳妇陈菊，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戈瓜娃。（注：瓜娃，四川方言，“傻小子”之意。）”
“也是当年名震校园的走廊歌星。”李皓补充。
“尽拿山里孩子开涮。咋就不说我时代的弄潮儿——下岗职工啥的。”我打趣。≮我们备用网址：≯
陈菊人如其名，小巧玲珑，淡雅如菊，不像辣妹子。
我们东拉西扯海阔天空，散席时已酒酣耳热，醉意朦胧，进附近小区前，我笑问：“这里登记吗，‘来京目的’啥的？”
“一般填来本小区目的，这取决于你的形象——还好，你看上去不像民工。”杨星辰说。
“工人住宅，没啥可偷的。”陈菊说。
果然那个醉猫一样的保安瞅了我们两眼，没理睬。这是北京常见的老旧红砖楼，我们在黑咕隆冬的楼道里小心翼翼往上走，每走几步，杨星辰就跺一次脚，或者大喝一声，灯就应声而亮，功率不会高于十五瓦。人还没过，又灭了。杨星辰自我解嘲：“这就是领导阶级小区，路灯都舍不得装。”
李皓说：“杨总已经从地下室搬到五楼了，进步已经很大了。”
“你不也住楼房了吗？”杨星辰反问。
“我在北京边缘呢，你怎么也算打入CBD边缘了。”李皓说。
“啥叫CBD？”我傻冒了。
几人相视一笑，李皓说：“哥们，真落伍啦！CBD是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的缩写，中央商务区，年度最酷名词之一。”
杨星辰：“也叫China　Beijing　Dabeiyao，中国北京大北窑。”
他们大笑。我一头雾水，这名字够土的。两居室，一间十多平米，摆着三张旧办公桌，那台旧电脑还在，又新增了两台，还多了打印机，新沙发，室内亮堂堂的。陈菊给我们每人取了一杯茶水，划开一个冰镇西瓜。
我四处溜达，说：“鸟枪换炮了啊？”
“爬雪山过草地飞夺泸定桥的日子刚过去。”杨星辰笑，“房子是租的，连自己的窝都算不上，就遮风避雨做饭办公睡觉。”
“还有一个功能吧？”李皓对两男耳语，我们暴笑，陈菊颇为窘迫。
我说干脆给他们打工算了，陈菊笑：“哪请得起你哟，就一夫妻店，都是义工。请了一个亲戚，还是干活多拿钱少，不干活不拿钱。”
“我就一瞎说。”我转而问，“这房多少钱？”
“你猜猜？”杨星辰反问我。
“七百？八百？”
“你租给我啊？”
“一千？”
“翻一番还差不多。”
“吃人啊！”我大吃一惊。
“就这个价，这里是CBD边缘，进去了更贵。我在通州和人合租，一间都要六百多呢。”李皓大发感慨，“你在北京待久了就知道残酷性了。就跟一个磨盘、筛子似的，使劲往外筛人，你要想留下来，你就得拼命变成大沙子。别一见‘北京欢迎您’的标语，就拿它当自个家了。”
“我还不致于如此傻逼吧，想当年也是闯过深圳的。”我站起来在屋子里转悠。巨大的书架，塞满了商务英语书籍、文件夹啥的。墙壁上一张英语版世界地图上布满了蜂窝似的小红旗，乍一看希特勒的军事地图似的。
“星火燎原啊！除了南北极，生意遍天下了。”李皓赞叹。
“看着多，都是小单，累个半死做一笔，也就赚几百英镑千把美金万把马克十万日元啥的。”杨星辰说。
“还嫌少啊？”李皓叫起来，“我累个半死，一个月才够你赚一笔的。”
“只见贼吃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