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北京有张床》第6章

业大公无私高尚情操一笔带过；后人的打起精神继承遗志云云，更是一字不提。都TMD废话，翻开历史的账目和眼前的事实看看，谁的遗志被继承了？遗产还差不多。
我没参加追悼会，陪我妈在家。我搀着她站在我家阳台上，隔江遥望天台山密林中高耸的火葬场烟囱里，父亲化为一缕气息升天而去。母亲心如死灰以泪洗面，我五内俱焚，紧咬牙关，一声未吭。
随后几个月，我无数次冥冥之中梦到父亲，他忧虑的脸穿过夜幕下空旷而混沌的天庭俯瞰着我。我承受着一连串泰山压顶般的压力，濒于崩溃，还患上了前所未有的幽闭症和失语症，即使从次年春游时拍的照片看，我的气色仍然非人非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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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儿工作越来越忙，和我来往越来越少。一次喝茶时，她责备我老爸去世后没通知她，徒劳地安慰我一阵。后来接到她生日聚会的邀请，我托礼品公司送了一个蛋糕，人躲掉了。
一次，在雪儿租的房子里久违的激情后，她提议让我去她公司干，可以给我六百块底薪，我谢绝了。一天下午，我在罗汉路偶遇雪儿，她和本地一个地产大佬很亲密地走出一家酒楼，钻进豪华轿车。我在暗处，心中五味杂陈。
投稿陆续有了一些反馈。从认真回复可以看出，书稿至少没在那里享受空调的待遇，对于我这个只字未发的作者来说，颇获慰籍。有几家说书号用完，或说现在出版萧条，等等看。有几家提出了修改意见，或说性描写有些露骨，或说主调灰暗主人公痞气颓废不能鼓舞人。有几家则提出了出版的可能：一家要我出点“血”，或包销一些书。我冷笑着把信扔进了垃圾箱。一家要我提条件，而且是大编辑晨歌亲自来电话，令我受宠若惊。满心欢喜地提出了我的条件：十万元卖断。爬格子既是脑力活又是体力活，我觉得一点也不贪心，他们说一月内答复。然后，我把退回的书稿又邮寄给了次一等牛逼的出版社。
一个桑拿天的傍晚，植物一样的我枯坐阳台藤椅，冒汗，发呆。传呼突然响了，木然一看：“请复北京电话010……，关于书稿。”我木然进屋拿起电话拨过去，一个女声：“‘星星点灯’文化顾问公司总机。”
我压根没听说过这公司，也不知道书稿咋到那儿了。管他啥星，能点亮我前程的就是吉星高照。转过分机，自报姓名，又是一个女声：“我是武彤彤，我呼您的。说话方便吗？”
“方便，您请讲。”我一边说一边坐在床上。
“我是兼职编辑，其实我是一所大学的助教。”
我才不在乎兼职不兼职，能出书就是好编辑，我恭恭敬敬：“武老师，认识您很高兴。”
“别叫我老师，把我叫老了，看了你的简历，咱俩一样大。”她咯咯笑起来。
“当然应该叫您老师了，老师不看年龄，看资历和层次。”
“还是直呼其名吧，只有我学生叫我老师。”她操没口音的普通话，声音不算细腻，有些硬朗，透着磁性。
“哦，那请说吧。”我避开了一切称呼。
“你的书稿我看完了，我觉得不错。一个新人一动笔就长篇小说，这种例子很少。”
“惭愧，我不是中文专业的，我瞎写。”
“嗨，这跟啥专业没多大关系，很多作家都不是学中文的，有些连大学门都没进过呢。”
“这倒是，个别人只认字两三千——含错别字，就擅自进行文学创作。”我也笑起来，“我这人很少写错别字，就是废话多，话痨。”
武彤彤说：“废话也得有才行啊，看得出来你有强烈的倾诉欲。我就没那么多想说的。我尽量吧，不过出版有三审，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都会前功尽弃。”
“太感谢了，武老师。”
“别客气。嗨——，怎么又叫我老师了？”武彤彤笑着责备道，稍作停顿，说，“顺便问个愚蠢的问题，别见怪呵。——写的都是你自己吧？”
我愣了一下：“瞎写，不过第一人称而已，我喜欢这个角度，特真诚，当然驾驭全局有技术缺陷。呵呵，我是当成自供状来写的。”
“难怪够感人的。——你现在干嘛呢？”
“正呛水呢——市场经济之水。”我傻笑。
“你够乐观的啊，折腾折腾也挺有意思。行了，我今天就说这些，本月内我会再和你联系。”她顿了一下，“忘了一件事，你能不能寄张照片来？”
“要这个干啥？”我一愣。
“作者投稿时大都给一张，当作者简介。”
我心想八字还没一撇呢，还是很高兴：“是不是做诗人或哲人状——以手托腮目光如炬或眼神迷离那种？这样矫情（注：矫情，北京方言，指不自然，矫揉造作，全书同。）的没有，逃犯状的倒有几张。”
“哈哈，那就更有意思了。”她笑，说，“记一个我的呼机号，邮寄后通知我一下。”
逃犯状的毕竟羞于示人，我选了大学毕业照。一寸，黑白，惟一一张穿西服的照片，嘴上一毛不拔，油头粉面中没由来的一脸正气，颇有五四时期留学生风采。在我最自恋时，恬不知耻地觉得堪比少年周恩来青年汪精卫东北张少帅啥的，四大天王滚一边去。
不久晨歌来电，说如果五万块基本没问题，或者给版税，百分之八，首印两万，我大约能够拿到三万多，如果加印再另算。我装腔作势说考虑一下。我就像捡了个大钱包的菜农，迫不及待地谋划这笔钱咋花。那时候，虽然一部手机要六七千，当地房价只要五百一平米，卖它五万，正好一套一百平米的房子，管它的，住下来再说。即使按版税算，三万多也可以添点钱买套大的或不添钱买套小的。我还想到股市补仓自救，一解套就出来，这绞肉机可把哥们弄痛了。
版税这玩意儿也挺好，涓涓溪流源源不断，没准我就可以像塞林格（注：塞林格（Jerome　David　Salinger；　1919~2010）美国著名作家，作品《麦田守望者》被认为是二十世纪经典之一。）那样，靠一本书——退休啦。一切似乎好转起来，久违的阳光投射进我阴霭的胸腔，食物渐渐有了滋味，睡觉也少了梦魇。我开始出门游荡，会见朋友，还第一次主动约雪儿吃饭，以致于她在电话里说是外星人给她的电话。尽管我和她的关系始终无法确立起来，愈发成为没任何目的的好朋友，这样也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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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时刻处于失控状态。我回复答应版税条件后，晨歌非常抱歉地说，书稿终审时被盯上了。此人不在出版社工作，文化不高，级别也不高，却是他们的太上皇，拥有对任何稿件生杀予夺之权。我小心翼翼地问我犯啥事了，他说，你不太走运，他们送去书稿，那人恰恰看了我写局长进澡堂子洗桑拿的情节。
我笑笑，小小处级局长，花几百块钱洗个澡也是为了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嘛。晨歌说，不在于多少钱，而在于你写的那种手法，觉得这干部太龌龊，引起联想了。我说改改吧，晨歌说改了就不好看啦，再说你改了这一段，他还会找出另一段，盯上了就麻烦了。我惊慌失措地问，那可如何是好。晨歌也叹气，过一段再试试吧。
我陆续给出版社打电话。给他们打电话是麻烦事，那时长途话费一分钟一块钱。这还不算什么，常常是打过去，要么没人接，要么是传真，要么总机转分机，常忙音或掉线，这都要收费。再打，常常重蹈覆辙。即使分机接了，很可能打错了，或者人不在。出版社不坐班，又重新来一回。你是新人，编辑的手机号码不给你，家里电话更别想拿到。好不容易找到你要找的人，三言两语又说不清。要是遇到一个热心编辑，就在电话里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谈起，半小时是常有的事，别人不放电话，你就乖乖陪聊吧。那几个月的话费单把我妈吓坏了，比生活费还贵呢。我赶紧去股市割肉卖掉少量股票，维持一段时间。
我得弄点钱来。我牌技极差，屡战屡败。台球技术还行，就通宵达旦地和一帮社会闲杂赌球，屡有斩获，也累个半死；遇到泼皮，还引起斗殴事件，我的眼镜就被打坏过一次，差点伤及眼睛。
我六神无主。我想无论如何不能自费出书，这是我的底线，既出力又出钱还讨骂，跟TMD嫖客似的。我又不评职称，社会活动家不需要狗娘养的职称。
我再次笼罩在无处逃遁的“怎么办”梦魇下。靀城算是混不下去了，我的前景和这个城市一样不明朗。给李皓和杨星辰打电话，问像我这样跨世纪复合型不可多得的人才，在京城能混成啥样。他们唧唧歪歪半天，总算说了一句正确的废话——就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