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晚清》第1章

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
下卷前言
第一章1870—1911年晚清帝国的经济趋向
1、农业
2、手工业
4、近代工业
5、国内贸易和对外贸易
6、行政和经济
第二章晚清的对外关系，1866—1905年对外关系发生变化的背景
1、1866—1875年的对外关系
2、帝国主义在边疆地区和朝贡国扩张的加速
3、日本对朝鲜的侵略
4、“瓜分中国”的危险
5、义和团起义
7、英日联盟的影响与俄日战争
第三章中国人对西方关系看法的变化，1840—1895年
1、引言：对外关系的传统观点
2、最初的反应和惰性，1840—1860年
3、西方力量和财富的冲击，1860—1895年
4、对外政策观点的矛盾，1860—1895年
5、中国对西方关系看法的延续和变化
第四章西北与沿海的军事挑战
1、太平军战争以后时期的清朝军队
2、回民叛乱及其国际意义
3、清朝在陕西和甘肃的胜利
4、收复新疆
5、李鸿章与海防
6、中法战争及其后果
7、中日战争的灾难
第五章思想的变化和维新运动，1890—1898年
1、背景——西方冲击的形势
2、康有为和新思想的风云激荡
3、维新运动
4、湖南的维新运动
5、1898年的灾难
6、维新时代的遗产
第六章日本与中国的辛亥革命
1、中国的开放对日本的警告
2、中国人心目中的明治时期的日本
3、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
4、民族主义及其反应
5、翻译的影响
6、日本和中国的革命派
第七章1901—1911年政治和制度的改革
1、光绪皇帝的改革诏书
2、教育改革
3、军事制度的改革
4、立宪政体的准备工作
5、财政的清理与集中
6、其他改革方案编纂新法典
7、清末改革的特点
第八章辛亥革命前的政府、商人和工业
1、关于商人和现代企业的再评价
2、工业化的政治理论基础
3、官方对现代工业的赞助
4、创办私人企业的运动
5、北京和各省官署：在领导方面的矛盾
6、办企业官员的出现
第九章共和革命运动
1、早期的联盟：1905年以前的革命运动
2、革命的联盟，1905—1908年
3、清王朝的灭亡，1908—1912年
4、大联合的出现
5、民国的诞生
第十章社会变化的潮流
1、特权阶级种种
2、平民百姓纵观
3、半无产阶级的产生
4、社会变化的动力
书目介绍
下卷前言
对历史的所有思考，都要求概括；而对中国历史进行思考、概括却成了一个特殊问题。“中国”一词事实上是现代语言中概括范围最广泛的一个概念。这个词指的是一个生息之地极其广袤、历史记录最为悠久的最大的人类群体——在这几个方面，中国是无与伦比的。只要想想“中国”或“中国人”，就会形成一个高度概括的概念（无论从人口、年代或从土地面积来看都是这样），其概括程度之高，在其他历史领域中几乎是不能企及的。自米诺斯时代以来的欧洲是一个较小的政治实体。我们对欧洲的知识较多，对中国则相对地无知；如果竟因此说欧洲的历史要比中国还复杂，那就未免自以为是了。直到近代之前，中国的历史记述要更为广泛。也许，中国比欧洲更为强烈的统一意识产生了比欧洲更高的一致性，也许部分是由于中国传统历史学家首先关注社会秩序、国家及其统治阶级，因而造成了这种错觉。
无论属于哪一种情况，为了在某种程度上向当代各个民族展示昔日的中国的形象，人们正在对业已高度概括的中国历史记录进行研究，以寻求对历史事实的种种综合归纳和统一的观点。这个工作是迫切需要的，但难度很大：公众既需要了解历史的概貌，往往同时又寻求预定的结论，期望着据以或则揪出坏蛋，加以声讨；或则确认罪责，为之惋惜；或则为某些学说辩诬，重新加以肯定。
这就意味着，研究中国历史学家对本国史所作出的种种贡献，必须较平常更加细致，而对外人所写的中国史，尤其要详加考察。例如，西方的近代中国史在很大程度上是外国与中国的关系史，这是外国人特别容易研究的近代中国的一个方面。自然，自1840年（或者说自1514年）以来，外国对中国的多方面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甚至，以鸦片战争这场外国入侵作为中国近代史的起点，都已成为习惯。但是，所有这些外来影响只形成中国人民日常生活环境的一小部分，而四周的风土人情和遗传下来的生活方式在这一环境中仍居统治地位，而且变化缓慢。那么，外国势力对十九世纪中国的影响会不会日益显得不那么大了呢？是会这样的，但不是由于这些影响本身的规模或重要性有所减小和削弱，而是因为关于中国本土的经历的知识日积月累，致使它们相形见绌罢了。
本书上卷因此不是始于外国商业的入侵和鸦片战争，而是从北京着眼，即从十九世纪初期清帝国在中国和亚洲腹地的典章制度开始。接着便讲述十九世纪上半叶北京在行政管理和社会秩序方面日益增长的国内问题。在对太平天国和捻军的叛乱以及对历尽艰险、来之不易的同治中兴的论述中，还可以看到内部失调以及复苏的迹象。中国的经济，乃至中国的军事体制，都显示了一个虽然古老、但却远远没有停滞的社会内部的活力。面对着这种种史无前例的压力，千千万万的男男女女知道怎样奋斗求存。到了王朝的末期，满洲人在亚洲腹地建立的这个帝国在十八世纪期间的文治武功，显然已为汉族人民从中国本部向满洲、蒙古、新疆和东部西藏这片广大的边境地区的扩张打下了基础——这一长期的大规模移民运动，乃是早在十八世纪就已开始的中国人口的巨大增长的结果。
广州贸易——一条有来有往的渠道——的兴起不过是汉族在人数、移民、贸易乃至投资方面的巨大扩张最著名的一例。中国人的这部分扩张活动早已在海外发生，与欧洲人的扩张活动并驾齐驱。它发生在清帝国的疆域以外，参与其事的是中国沿海的人民，从而形成了一个次要的传统，其历史之长，大约为在官方历史上居统治地位的大陆官僚帝国的主要传统的一半。以帆船从厦门和广州到东南亚（南洋）进行贸易，这种航海事业的开始大大早于欧洲殖民列强到达同一地区的时间。只要回顾一下蒙古人接收南宋海军、蒙古人在1292年远征爪哇、早期的明朝在1405—1433年横跨印度洋的远航等等事实，就可想象这种情况的一般了。诚然，蒙古势力于十五世纪四十年代再次崛起，使明朝无暇南顾，而另一个实行海禁的亚洲内陆型帝国——清王朝又取代了明朝，这样，中国皇帝对沿海一带的领导权于是告终。但事实仍然是：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和法国的东南亚殖民地统治者，仍然愈来愈依靠中国的商人和经纪人经营零售业和履行特许专卖户或小包税人的职能。华侨成了欧洲殖民地的一个特殊的中间阶级；同样地，他们也成了暹罗统治者所不可或缺的人物。在暹罗，某个华侨便建立了却克里王朝，它直到今天还在曼谷进行统治。中国海上的航海家和企业家尽管得不到北京的赏识，有时甚至还受到申斥，但他们仍然这样地参加了东南亚的近代初期的商业革命以及从而导致的殖民主义活动。
当这一日益加速增长的国际贸易终于通过广州南面的虎门而打开了进入中国的道路时，或者进行合法贸易、或者进行鸦片贸易的广州、汕头和厦门的商人们就成了日后扩大国际接触的原动力。尽管外文的商业资料过多而中文的商业材料目前尚少，我们仍可以知道，中国的对外贸易显然是一种中外合营的企业：事实上，通商口岸一旦开放，洋行的买办便经营着大部分贸易，既从通商口岸入口，也通过通商口岸出口。不管外国侨民怎样考虑他们的主权、他们的条约权利或者他们的炮舰火力，香港、上海及其他贸易地点都是中国人的城市。既可以说中国人参与了外国人对中国的开发，也可以说外国人参与了中国对它自身的商业开发——这两种说法几乎同样符合事实。东印度公司的大宗广州茶叶贸易从1784年到1834年前后增长迅速，而茶叶归根到底是来自中国。与远在新疆和满洲的中国农民和商人一起，沿海中国的航海者和企业家表现了中国人民的活力；鉴于他们几乎没有得到本国政府的什么帮助，他们的表现就更加突出了。
如果说对外贸易是中外人士都积极参加的一种双边活动，那么，还有一种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