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梁庄》第26章

了那件事之后，他在村里，刀是从来不离身的。有时候，走着走着，他就会拿着刀乱舞一阵儿，谁也不敢拦他。你想，出了砍人的事儿，谁还敢上他跟前？”他为啥非要把鱼送给哥哥？因为当年打官司，哥帮他请律师，找精神病院作鉴定。他心里还是明白的。
吃完早饭，我让哥给我讲讲这件事的来龙去脉。
清立，今年可能四十四岁吧。原来做过小生意，很精明，干活也出力，干瓦工。他们家在梁庄也属于被欺负的对象，他爹属于脑子特别死的那类人，没有一点正义感，没团结住人。想巴结村干部，但又巴结不上，村里人都看不起他。“文革”时曾经得势几天，但也只是打手，那时候咱爹受批判，他也跟着别人，上去又踢又打。在村里没一个朋友，很少有人到他家去串门，几乎没有摆过酒场。清立，在农村属于能干人，但为人处事也和他爹有点相似，性格孤僻，很少交到朋友，但见人说话打招呼比他爹强。
清立没挣来多少钱，娶个老婆却很逞强，老是吵他没本事。其实当时，整个社会环境都没钱，清立分家后，日子在村里过得不算最差，可他老婆不愿意，俩人为此常吵架、打架。清立吵不过，也打不过。可能那时候性格都有点压抑，村里的人感觉到他神经有点不正常，但也没出过啥事儿。
清立和梁兴隆的矛盾根源在于房子的问题。清立的房子在坑塘边，离兴隆家比较远。但是，兴隆家的下水道被挡住了，其实不是个大问题，下水道都是自己挖的，怕下雨了排水不畅，稍微改一下就行了。但是，兴隆当支书那些年，习惯了以势欺人，就直接跑去骂清立，清立还了几句嘴，还把兴隆推倒在地。后来，兴隆的几个儿子认为非得治清立一次不可，敢欺负到太岁爷头上，那还了得？兴隆的仨儿子跑到清立家里，把清立揍了一顿，打得不轻。到大队那儿评理，村里治安主任是兴隆二儿子的亲家，你说，清立能说赢吗？把清立定为没理，因为打了梁兴隆，又给赔了五百块钱的医药费。从此之后，清立种下心病，彻底神经了。
一天夜里，梁兴隆的儿子在周家看完电视回去，正准备开门，有人拍拍他肩膀，他一回头，就被戳了几刀。有人怀疑是清立干的。他们去找清立的事儿，清立说他没有，大家都不信。又打了一架，这次，清立更吃亏了。这中间，清立的老婆也带着儿子走了，找不着，可能出去打工了，连个信儿都不给清立留。
有几个月的样子，大概是1999年的夏天，具体哪一天忘了。清立手里拿把砍刀，不知道是为啥，跑到兴隆家里，先打兴隆老婆，把他老婆手指砍断，头上还弄个窟窿。梁兴隆吓得满村跑，清立拿着刀满村追，兴隆的脖子被清立用砍刀割了一下，肩上、腿上也砍了几刀。旁边的人去拉，清立拿着砍刀满村追，吓得也没人敢上来拉架。人们说，兴隆这次肯定是活不成了。
兴隆和他的老婆都住进了医院，清立被抓到了派出所，兴隆花了一万六七，弟兄几个为谁出多少钱吵得像鳖血＇1＇一样。俩人都是重伤，后来还作了伤情鉴定。按法律规定，可以把清立判刑，至少十五年。
这时，不知谁出个主意，说应该给清立请个律师，作个精神鉴定。他爹来找我，开始我想着不能管，兴隆跟咱们家有仇，别想着我是公报私仇。后来，我又想，我这是坚持正义哩，万一清立是真有病呢？一个病人，也不能这么冤枉他。我这才帮他联系律师，找医生作鉴定。一鉴定，确定清立为躁狂型精神病。
开庭时，法官问清立：“梁清立，你为什么要杀梁兴隆？”清立说：“我日他姐，我就是想把他弄死。弄他弄得还嫌轻了。”问了好几次，清立都是这句话。法官审不成，开庭没多长时间，就宣布休庭，又让清立去作精神病鉴定。后来，在地区作了鉴定，确实是精神病人。几个月后，清立被无罪释放。
回来之后，也不知道是害怕，还是为了吓人，反正无论走到哪儿，他总是刀不离身。
我黯然。古老的乡村故事仍在延续，即使现代之风已经吹了几十年，仍没有改变乡村内部的生存结构。当然，对于清立来讲，法律的公正已使得他逃离了刑罚的苦难，但是，他精神内部的崩溃又有谁能负责呢？哥哥一定要让我看看清立的房子，可能会更有启发。吃完午饭，我和哥哥到清立家。清立的房子其实就在一进村的那个坑塘边，我一直没有在意。房子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盖的那种青砖混泥瓦房，墙一半是砖，一半是泥。不知道为什么，他把东屋和西屋的两个窗户全部用砖砌了起来。
清立看我们来了，非常高兴，把我们让到屋里，屋里光线非常暗，能闻到一股腐败的垃圾场的气息。进门的正屋还算有点光线，可以看到家里的摆设。其实，也没什么摆设，中间一张破旧、低矮的小桌子，两个凳子，桌子上落满了灰尘，估计好久没有人来了。后墙是用泥砌的一个长条凳，上面放着各种杂物，物品上面挂满了蜘蛛网，有着尘封的感觉。西屋里面几乎是黑的，支着一张床，床上一张破席，几件衣服，没有枕头。那把砍刀赫然放在床上，在微黑的光线中闪着亮光，让人有些莫名的心惊。
屋里的味道让人无法忍受，我们急急地退出。本来想照张相，又怕清立不高兴，我就没有提出这个要求。哥哥给我示意了一下，让我看看院子里的猪圈。猪圈里也是漆黑一片，没有猪，但是，里面却铺满了长长的蒿草。从清立家出来之后，哥哥说：“现在，清立每天的工作是去河里砍蒿草，铺在里面。再去砍，过一段时间，满了，弄出来扔了，再砍再铺。”问他干啥，说是磨刀，清立说：“日他姐，长时间不用，刀就钝了，那会行？万一要使可咋办？”
昆生：把自己的家安在墓地里
第一次看到墓地里的这户人家大约是在十年前，也是夏天。一场暴雨之后，我和哥哥去给母亲上坟。哥哥说墓地另一头住着一户人家，是另一个自然村的，但不知为什么离群索居，住在这里。我很好奇，就跑过去看。墓地尽头的那片地已经被精心修整过，有碾平的打麦场，上面堆着尚未碾下麦粒的麦秸秆，可以看到最下面那厚厚一层发了芽的麦粒。还有一口水井和自制的磨盘等。中间的开阔处，有两个男人正在盖房子，墙刚刚垒好，旁边是自己打制的粗糙的土坯，好像要搭屋梁的样子。旁边有一个小茅草屋。两个男人非常警惕地看着我们，不说话。哥哥给他们发了一根烟，他们的神情才略微有所放松。我弯腰走进茅草屋，等眼睛适应了里面昏暗的光线之后，我被里面的情形惊呆了。
茅草屋并不完整，前面还有一个所谓的门洞，后面却只是玉米秆之类的东西糊起来的墙，暴雨穿透这些脆弱的遮挡物，浸泡了这狭小的空间。这应该是一个厨房，锅灶上面已经被雨和泥弄脏，没有看见可以吃的东西。整个空间唯一干燥的地方是灶台前面的那片地，空间狭小。在这个小小的空间里，蜷伏着三个人，一位可能是母亲，两眼痴呆地望着前面。还有两个小孩，一个小孩趴在地上，下面有麦秸秆垫着，头发披散着，看不见她的脸，整个人一动不动。另外一个大一点的小女孩正在哭，大概有十来岁的样子。哥哥过去摸了一下趴着的那个小孩，发现小孩发高烧了。哥哥和那个年龄大的女人说话，她却没有任何反应，又问外面的两个男人，男人说是昨晚小女孩儿淋雨了，一直在发烧。
我们返回到镇上，拿了药，买了些面条、饼干、盐、菜，去五金店割了几丈宽的厚塑料布，又回到那里。我把饼干递给姐姐，姐姐没有吃，扭过头去喊她的妹妹：“妹妹，妹妹，饼干。”姐姐轻声地叫着妹妹，妹妹还是一动不动。哥哥让两个男人把那位妇女搀出去，让小姐姐扶着妹妹，翻过身来，抱在怀里。小女孩儿满脸通红，眼睛紧闭着，好像没有呼吸的样子。哥哥给她打了一针。
后来，我一直在琢磨，灶台前那只容得下三张椅子大小的地方是屋里唯一一片干燥的地方，晚上有五个人，有生病的小孩子，两个男人，一个半傻的妇人。他们如何度过那个夜晚，那个漫长的、冰冷的、大雨如注的夜晚？到现在想起这个问题，我的心口还是莫名的疼痛。对我来说，它是一个永远的谜。
十年后，我重新又踏上了这片土地。刚能望到墓地头的那个小屋，就看见两个人在前面的那块荒地里干活，一老一少，老的挥舞着锄头，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