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梁庄》第20章


二月十三到京,十四和红党在一饭馆小饮,颇多迷离。孰料上午的一时疏忽,让派出所的先生们给请到了公安,旋于下午送至昌平收容所。
昌平收容所距北京约有四五十里的路程,面积约有一万多平方米,四周全是高墙,高墙之上更有电网横于其上,给这个乳白色的建筑群平添了几分不协调的威严。而收容所中间男号与女号之间的高高的岗楼,更证明了无产阶级的“专政性”,一种威压不由自主地从你的内心涌起,使你连出气儿都有点儿小心翼翼。
一路公安押送,煞是庄重。一进收容所的二门,一个(〃文〃)小盲(〃人〃)流劈(〃书〃)胸给(〃屋〃)我一脚,正好踹在肝部,毫无防备的我疼得龇牙咧嘴,几乎气都上不来,我毫不思索地怒骂:“我操你妈,你想死呀!”那小盲流作势又要打,看我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便又骂了一句,接着就搜身,搜完身以后便如赶鸭子一样,放之于院内。
收容所共有两层楼,上层关的是一些上访告状的,或凶神恶煞的,下面一层关的是盲流及票贩子,以盲流居多。另有老弱病残的,专门安排在东头和西边的两个号子,吃饭的时候,病人优待,可以吃上白馒头或稀面条,而大多数盲流们便是排队吃饭。开饭的时候几个盲流提着棍子维持秩序。用的是坑坑洼洼的小铝盆,一拨人吃完以后,由几个专管收盆子的小盲流捡过去,涮也不涮,让下一拨人接着吃。拿到铝盆的人,用力一甩,将铝盒上面的剩菜甩掉,然后再去打菜。如此这般,直到三四百号人全吃完,打菜和分窝窝头的哑巴一摇三晃地推着饭车走了。于是,这顿饭也算是吃罢了。
中午十点多吃顿饭,既是早餐,又是午饭,下午四点多再吃一顿,一天也就算过去了。
天渐渐地暗了下来。几个值班的盲流拿着棍子将一群群人赶到号子内,一个挨一个紧侧着身子躺在冰冷的水泥地上,没有被子,甚至连点儿稻草也没有铺,满屋子塞得满满的,盲流们怀着各种各样的心情躺下去。不一会儿,便一个个都打起了鼾声,尽管天寒地冻,尽管嘴边啃着别人的脚丫子。
1994…4…14 星期四 晴
昏睡了两天,才从逃跑的惊慌中摆脱。
中午到小张那儿去。听小张说后面的土城公园在拍电影,遂同去。只见公园的西侧一群男男女女正在忙活,一个摄影机正高高地抬着镜头。走近一看,竟然有京城笑星梁天。小个,小鼻子,小眼睛,小四方脸,说话慢声细语,站在人群中,一副极其平常的模样。可一到拍戏的时候,这梁天却是一副不平常的模样。
目不转睛地看着梁天的一举一动,心中有个念头,应该拿个本子让梁天签个名字,也好过一会儿影迷的瘾!可看看自己的打扮,实在是没有这个勇气,只有深藏于心头。
1994…4…15 星期五 晴
昨天看欧阳山的《三家巷》,今天看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欧阳山的《三家巷》明显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影子,特别是周炳、陈文婷以及周金的形象,而对周炳的描绘又有明显的唯美主义倾向。无意间看到一本浩然的《金光大道》,很乐观,但是,现在呢?什么金光大道,道路是越走越窄,在家,挨饿受穷;出门,被人瞧不起,我们这样的乡村青年走进一个死胡同了。
贤亮君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现在看来完全是一种受病态心理支配而写出的作品,描写了一个病态的社会,这本书曾经因为对性的描写而引起非议,和贾平凹君的《废都》比起来,只能是大巫中的小巫了。
1994…4…17 星期日 睛
却上心头,无计。
如置身于一个真空的袋子内,与世隔绝。路上来来往往的人,都和自己素不相识。在这个城市里,我简直像一个蚂蚁,没有人关注,被随意践踏、蔑视。没有人知道你的存在,没有人知道你还有亲人,还是一个有着爱情、思念,有着悲欢离合的人!
这就是我的感受,一个离家别乡的打工者的感受。
明明有亲人,有朋友,有爱人,明明只有一天一夜的路程,却感觉是千里之遥,不仅仅是距离的遥远。今年再在北京干一年,以后无论如何再也不来这个鬼地方,过这种“非人”的生活。
菊秀:世界上最坏的东西就是理想
听说我从北京回来,在襄樊生活的菊秀兴奋得直叫,当天下午就带着儿子回来了。菊秀,我少年时代最好的朋友之一。我另外一个好朋友是霞子,我俩一同考上师范,她现在在镇上小学教书。我们三个大人、三个小孩都窝在霞子家,在地上打了个通铺。
80年代后期菊秀家人就离开了梁庄。她哥上完初中之后,到湖北襄樊的河南棚区讨生活,慢慢扎下根,把菊秀的父母、弟妹都接了过去。只有菊秀死活不走,那时,我们正在读初中,菊秀不想做生意,不想打工,她想考学,想过自己理想中的生活。菊秀就一个人在家里住。于是,菊秀的家成了我们聚会的地方。我们在她家写作业、聊天、写日记、闹别扭,说各种傻话。夏天的晚上,我们坐在院子里,看月亮,各自写文章,然后拿出来互相阅读;我们在河里洗澡,在河边散步,怀着少女柔软的心去欣赏沙滩、河水和草地。到了初三,冬天的时候,我们几个又去找校长,希望校长把学校的一个废旧仓库腾出来让我们住校,居然还真的成功了。菊秀那个时候发挥了她的执著性格,校长不答应就不走。我们三个挤在一张床上,为争我的小火炉,她和霞子还闹起了别扭。那时候,我可是她们最宠最爱的人。
在我和霞子都考上师范之后,菊秀又复读了两个初三,还是没有考上。在这期间,菊秀的父母一直催着她到襄樊去,因为做生意缺人手,而菊秀的学习,似乎也并没有希望考上什么学校。
我就是想过你这种生活,可就是过不成。我也常常反省自己,我的不成功多少与我的性格有关。我要是没恁傻,没恁单纯,就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
你俩考上师范,我又上了两个初三,还是没考上,那几年艰难,我妈她们摆小摊供我,我不服气,我就想考上学,结果,还是不行。你知道家里有多怨我。下学之后,就到父母生活的地方。开始跟父母一起摆摊,非常不适应,总觉得还得有点理想。别的没啥学头,就开始学裁缝,想着将来当设计师,开大的服装店,也算是高雅的职业。
我和我妈说好,学上一年裁缝,不行就老老实实回来摆摊当小贩。我做学徒的那家裁缝店很远,每天来回要跑十来里地。师傅不断地给我们派活,做好多活,光做裤子,每天都要做二十条,我们两个徒弟比着做。最早夜里十二点才回去,一般都是一点钟。我一个人骑着自行车回家,每天上那个大坡是最难的。车子推不上去,推着推着睡着了,好多次都是如此,然后一惊醒过来了,咋还没到家?你想那有多困啊。日复一日,不管刮风下雨都是如此。有一天,就是走上坡的时候,不能骑,必须走,有个流氓过来捂我的嘴,我拼命拿脚蹬他,可能是蹬住他那部位,才松手逃跑。从那以后,我就想假若有个男孩,天天接送我,我一定嫁给他。那是我当时最真实的想法。
学了一年以后,师傅总是有所保留,我就偷偷学。另外一个姑娘学了一年半还没学会,我自己偷偷看,回家剪了两条裤子,还不错,也算出师了。就想着出来开门面店,一两百块钱都是东拼西凑,又跟我妈、我哥求情,让他们支援。我妈也没办法,其实那时我哥他们在开汤锅,屠宰场也已经能赚钱了,他们想让我也干。我说啥也不干,那种生活太庸俗,跟我心中的理想不一致。
我哥后来给了我六百块钱,拿着六百块钱我心里沉甸甸的。拿着钱买了缝纫机和边机,就去进布匹,边加工边进货。我先给亲戚们做,中间也有做错衣服的,有客户去吵,但那时候我都特别耐心,给人家解释。1990年学裁缝,1992年开始自己做衣服,1992年和1993年是最艰难的时候。家里看不赚钱,也不支持我。没有本钱,我就去贷款,认识一个女子,说是帮助贷款,后来又不借了。我特别苦恼,一个人喝了半斤酒,心里非常难受,想着啥时候能混出来。我这一辈子就喝了一次醉酒,觉得很无奈很无助。别人给我介绍男朋友,我都没有愿意。那时候只要有五千块钱,就可以另有一番天地,但就是没钱。
后来就碰到了老三,我家那口子,这是错中加错。咱们这号人,喜欢浪漫,老三那时候年轻,白白净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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