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明代史》第163章

响继续增长，尤其是充当皇帝的特别侦探，当时皇帝在北京和外地有一个庞
大的侦察网，①对那些怀着义愤和恐惧回想东林在　１６２５—１６２６　年的溃败的
人，这种事态发展是很不愉快的。
大学士温体仁没有这种不愉快的感觉；他在　１７　世纪　３０　年代初的政治动
荡中保住了自己的地位，增加了对皇帝的影响，他让皇帝相信他在政治上是
中立的，对党派斗争不感兴趣，只为皇帝的利益服务。尽管在现存资料中有
反对他的意见，尽管他建立了自己的党派，但他在将近　１０　年中保持了一个聪
明、多疑、勤勉的皇帝的信任，其中四年担任首辅。但是，温体仁从来也没
有像张居正在　１５７２—１５８２　年支配万历皇帝那样支配过他的统治者。这表明，
通常都归咎于温体仁的明朝政府在　１７　世纪　３０　年代中期的许多失败，其实应
归咎于那个维护他的权力并向他下命令的人：崇祯皇帝本人。②
温体仁在　１６３０　年　７　月入阁后，利用他政治上的敏锐，整掉一个又一个反
对者而未引起皇帝的怀疑。正如他以前对钱谦益的攻击所表明的，他最喜爱
的靶子是与东林集团有联系的官员，在　１７　世纪　３０　年代的初期和中期，他们
之中有几十人离开或被赶出了政府。其中著名的有大学士文震孟（１５７４—１６３６
年）、何吾驺（１６１９　年进士）、钱士升（１５７５—１６５２　年）、工部左侍郎刘宗
周、国子监祭酒倪元璐、少詹事姚希孟（１５７９—１６３６　年）。①
温体仁在看准时机时，也反对那些通常被视为东林运动的敌人的人，决
不犹豫，特别是当他们妨碍了他的时侯。１６３３　年上半年，曾在钱谦益一案中
支持过他的首辅周延儒，被控犯了种种罪行，包括一条荒谬的指控，说他接
受陕西一个造反领袖的贿赂。当周延儒向温体仁求援时，温体仁不理。他在
那年　７　月被迫辞职，而代替他的不是别人，正是温体仁。
中国北部和中部的干旱、饥荒和叛乱，１６３２—１６３６　年
虽然杨鹤在　１６３１　年　１０　月罢官后陕西的军事形势有所改善，但这种改善
基本上是一个假象。造反者不过是涌进别的省份以逃避官军或陕西恶劣的经
⑤ 下面一段大大有赖于詹姆斯？B。帕森斯的《明末的农民起义》＇418＇（图森，1970　年），第　1　章。也见李
文治：《晚明民变》＇334＇（上海，1948　年），第　15—51　页。
⑥ 《国榷》＇498＇，6，第　5469　页；李文治：《晚明民变》＇354＇，第　24—25　页。
① 杨鹤传见《明史》＇41＇，260，第　6725—6728　页。
② 皇太极传见《清代名人传略》＇271＇，第　1　—　3　页。
① 满桂传见《明史》＇41＇，271，第　6957—6960　页，和《清代名人传略》＇271＇，第　561—562　页。
济情况，因为那里的许多地区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劫掠了。到　１６３２　年底，造反
活动的中心转移到山西东南、北直隶西南和河南北部，那里的一些造反者得
到相当大的成功。他们占领了山西和河南边界的城镇，杀掉官员和许多地方
名流，很少遇上官军。从政府角度看，最可怕的情况是，造反者不仅证明他
们有能力在山西中部汾河沿岸相对富庶的地区有效地作战，而且他们已经转
向中国北部平原，能够进犯北京了。②
朝廷迅速行动起来应付这个威胁。１６３３　年初，官军在山西和河南边境对
造反者取得一连串胜利。尽管他们在山西南部不时受到挫折，但到　１２　月，他
们已经迫使许多造反队伍退过黄河，进入河南中部、湖广北部和陕西南部。
这些地区由于受到　１６３３　年的干旱与饥荒的影响，③当造反军不去他们的老
巢，而向西部和南部推进时，就给他们提供了补充兵源。１２　月　２７　日，河南
西北的渑池陷落；四天后，渑池西南的卢氏受到攻击；到　１６３４　年，一些造反
队伍在湖广北部的汉水沿岸自由来去。１６３４　年　３　月和　４　月，造反军对长江沿
岸展开袭击，他们在那里穿过湖广和四川之间的巫山峡谷。
政府再次逐渐控制了局势。１６３４　年初，任命曾在陕西北部大胜造反军的
陈奇瑜（１６１６　年进士，１６４８　年去世）①总督河南山陕川湖五省军务，专办“流
贼”。不出数月，陈奇瑜设计在河南西部靠近陕西边界一个偏僻的峡谷中，
诱陷数千名造反军。然后，他在一个引起争论的行动中断送了自己前程。他
接受李自成（１６０５？—１６４５　年）②和其他几个造反领袖的投降，派人将他们
及其部下遣送回陕北。但是造反者的投降是假的，他们杀掉护送的人，在陕
西具有战略意义的渭水流域开始了一连串成功的袭击。这次灾难后，陈奇瑜
继续留任了几个月，随后被逮捕，由洪承畴（１５９３—１６９５　年）③和卢象昇（１６００
—１６３９　年）④代替，他们有以前在西北作战的经验。
洪承畴和卢象昇用了两年时间同流动的造反者作战，同时努力驾驭他们
手下难以驾驭的人员。１６３５—１６３６　年，造反活动扩大，⑤对朝廷幸运的是，
１６３５　年初造反领袖们在河南开的一次秘密会议，没有像它的策划者期望的那
样，达到目的上和组织上的统一。⑥不过，在　１６３５　年的　２　月和　３　月，仍有两
股造反军在发动一次深入北直隶北部的战役中，设法尽量做到互相配合，他
们蹂躏了汾阳，掠夺属于皇室的财产。但他们没有在那里站住脚，第二年，
他们的活动集中在陕西、河南和湖广西北。１６３６　年他们第二次窜犯南直隶，
被卢象昇击退。
尽管造反者未能在帝国的经济腹地获得一个坚强立足点，但他们的人数
却大大增加了，常常对派去镇压他们的官军造成重大损失。１６３５　年　８　月，名
② 迈克尔？库珀（耶稣会）：《通译员罗德里格斯：一个在日本和中国的早期耶稣会士》＇126＇（纽约，1974
年），第　342　页。
③ 罗思：《满汉关系》＇439＇，第　26　页。
① 祖大寿传见《清代名人传略》＇271＇，第　769—770　页。
② 《明史》＇41＇，271，第　6966　页。
③ 张存仁传见《清代名人传略》＇211＇，第　56—57　页。
④ 孔有德传见《清代名人传略》＇271＇，第　435—436　页。
⑤ 耿仲明传见《清代名人传略》＇271＇，第　416—417　页。
⑥ 孙元化传见《明史》＇41＇，248，第　6436—6437　页，和《清代名人传略》＇271＇，第　686　页。
望很高的总兵官曹文诏（死于　１６３５　年）①和他的两千多人在甘肃东部遭到伏
击，全部战死。下个月，已经成为重要的造反领袖之一的李自成，占领陕西
中部的两座州城，杀了两地的州官。李自成因陕西缺食，欲渡河去邻省山西，
被山西巡抚吴ǎ保担福埂保叮矗础∧辏诨魍耍黄戎匦禄氐剿募蚁缟挛鳌Ｋ?br /> 然李自成继续逃避，但　１６３６　年　８　月，陕西的官员们设法在咸阳西南的周至县
附近捉住了富有经验的造反领袖高迎祥（死于　１６３６　年）。高迎祥被送到北京，
在当年晚些时候被处死。
即使有这些胜利，政府在　１７　世纪　３０　年代中期的工作仍有不少缺点。它
的工作由于外地不断出现的军事紧急情况而大为复杂化。西北地区令人震惊
的经济形势为造反领袖不断地提供补充兵源。此外，各地官军的素质一直在
下降。中国的军事理论认为，恢复和保持民心对镇压造反活动是至关重要的；
然而这个时期生活在陕西、河南和湖广许多地区的人民，认为某些政府将领
和他们的不受约束的军队跟他们要去镇压的匪徒一样危险。北京当局深知这
种局势内在的危险，但他们或者无能为力，或者不愿尽力。的确，朝廷很可
能感到它需要一切它能调动的军事支援，而过多地讲求方法和忠诚会起反作
用。
东南部的经济停滞和社会不稳定，约　１６３４—１６３８　年
明朝辽阔的国土，使得一个地区发生的事件对另一个地区的影响很难作
出估计。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是　１６３４　年初秋在南直隶的桐城县发生的一次武
装起义。③一种资料说，桐城的谋反者计划在一支造反军从西边到来时举行起
义。这支造反军始终没有来，谋反者就潜伏下来等待时机。９　月　１４　日晚时机
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