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明代史》第134章

健康状况恶化。他从他的西苑宫被移到他在紫禁城里的寝宫，正午前后死在
那里。
１８　世纪的《明史》的编者们认为嘉靖皇帝是“中材之主”。明代史学家
谈迁（１５９４—１６５８　年）说，嘉靖皇帝比许多依靠道教的灵丹妙药追求长生的
汉、唐和宋的皇帝多少要好一些，但从整体来看并无区别。他作为君主的主
要缺点是常见的，弗朗西斯？培根（１５６１—１６２６　年）的评论适当地总结了这
种缺点：
君王工作的障碍多而且大：但最大的障碍常常是他们自己的意向。因为［泰西塔斯说］向对
立　的　一　方　行　使　意　志　力　，　Ｓｕｎｔ　ｐｌｅｒｕｍｑｕｅ　ｒｅｇｕｍ　ｖｏｌｕｎｔａｔｅｓ　ｖｅｈｅｍｅｎｔｅｓ　，　ｅｔ　ｉｎｔｅｒ　ｓｅ
ｃｏｎｔｒａｒｉａｅ［君主的愿望多半是强烈而前后矛盾的］，这在君王们是常见的。因为想左右结局但
却不容忍中庸，这是权力的误用。①
① 例如，在　1533　年　9　月　13　日宣布的祝贺皇帝长子诞生的大赦中，大礼争论中反对过皇帝的官员们都被特
别排除在外。
１６　世纪早期的明帝国
１６　世纪前半叶一般认为是一个经济非常活跃的、农业技术和生产发展
的、纺织品和手工业生产大规模发展的时代。它还被认为是一个皇帝的专制
权力增强、帝国的控制能力强大的时期，可是这些看法似乎是矛盾的，因为
如果帝国的控制是牢固的，那末税收，尤其是新开垦土地与商业和手工业生
产的税收，理论上应当提供岁入的新来源。事实上却渐渐不能按一个多世纪
前制定的定额征税了。按照上述标准，控制至少不像它从前那样牢固了。
尽管正德和嘉靖两个皇帝以不同的方式尽力维护他们的君权，像专制君
主那样进行统治，但结果都失败了。每一个都不得不以消极的方式来维护他
的权力。分享特殊利益的官员们能够把皇帝的政策引向他们自己的目的，而
不顾皇帝的愿望。
官员们和这两个皇帝之间的主要对抗涉及君主应起的作用，两个皇帝虽
然方式很不相同，却都使官员们失望。这些对抗所显示的对皇帝职责的想像
是从新儒家的治国之术的学说引导出来的，这是一套在南宋（１１２７—１２７９
年）朝廷形成的思想。这种对皇帝职责的想像推崇像周代的创建者武王（公
元前　１０６７—公元前　１０６５　年在位）那样的古代贤明君主，他们“垂拱而天下
治”。①理想的皇帝行事要像一个不偏不倚的官僚政治的争论的仲裁者，一个
躬行礼仪的没有七情六欲的人。连在其统治初年要求伸张君主职责的优良传
统的嘉靖皇帝，也觉得这种想像是太压抑人了。不过，这对约束、牵制皇帝
为坚持自己的权利而作的种种努力是有用的。尽管在这个时期进行了预定
的，而且有时是粗暴的尝试以推行皇帝的意愿，但总的来说，它们证明是无
效的。收回已经落入私人手中的租税收入的尝试一再失败，这是最好不过的
证据。
到了　１６　世纪早期，许多应征税的田地通过这种或那种手段已经从赋税登
记簿中消失，而许多已开垦的新田地从来没有登记过。刘瑾对原来摊派给军
户及其田地的税收定额恢复管理的努力终成泡影。嘉靖统治初年对地产和荒
地恢复管理的尝试同样终成画饼。官员们分享了这种新的恩赐。官员们免税
的情况在　１５１２、１５３１　和　１５４５　年增加了很多。①
海外贸易的禁令从未有效地强制施行，朝廷还是不能从商业税中获得任
何大量的收入。从农业技术和生产进步、从贸易和商业、从手工业品和纺织
品生产得到的利润，落入了别人手中。尽管明帝国的经济繁荣，有些臣民从
中得到了好处，但帝国的国库并未受益。
① 皇帝曾经于　1531　年批准停止南京的皇帝献祭，这样就确定了此后大礼只能在北京，在他的监督下进行。
① 参见本书第　4　章《永乐时期》。
第　９　章 隆庆和万历时期，１５６７—１６２０　年
二帝及其前辈
在本章研究的时期之前的两个世纪中，明代君主政体的特征已经显著地
发生了变化。早期的皇帝指挥战役，颁布法令，创设国家机构，管理官吏。
在制度安排已定，行政机构设置齐全以后，皇帝在处理帝国事务中不再起积
极的作用。官员们只希望皇帝成为他们道德和才智的典范，因此，作为人世
间的最高权威，他在争端中的仲裁被视为决定性的和不容置疑的。这种作出
决断的方式很少提供对于问题的合理解决办法；但是，由此而得出的解决办
法当受到皇帝绝对权威的支持时，是不可改变的。
皇帝为了保持他的绝对权威，避免使自己卷入提请他注意的问题。他逐
渐变得更加与外界隔绝，他的权力表现出一种消极的特征。他能够容易地解
除任何官员的职务或惩处任何官员，下令免征赋税，给予赦免。但是，他要
主动地提出议案却是非常困难的，时期较早的皇帝不放弃他们的皇权的任何
部分，但是当从皇位掌管国家事务显然不再可行时，朝廷官员们开始把早期
的施政安排恭敬地说成“祖宗之制”，以此暗指破坏现存制度就是不孝。事
实上，他们是借助于口头恭维这些初期制度上的安排，告诫所有的人——即
使是皇帝——不要进行影响深远的改革。
弘治皇帝（１４８８—１５０５　年在位）符合官僚们的期望。在没有作出重大决
定的同时，他使他的朝廷保持了和睦、协调；以传统标准衡量，他的私人生
活也无瑕疵，虽然是枯燥无趣的。相反，他的儿子正德皇帝（１５０６—１５２１　年
在位）却在各个可能的方面抵制朝政生活的束缚。他亲自掌管军队，随意游
览、视察各地，并让太监和军官们接管应当属于文官的职责。这个享乐的皇
帝对于礼仪活动是完全藐视的。当他被他的官僚们以他不能反对的“纲纪”
逼紧的时候，他就想办法把自己当作个人而与作为制度的君主政体分开。
嘉靖皇帝（１５２２—１５６６　年在位）部分地恢复了早期君主政体的格局，但
他迷恋道术，不理国事，引起了官员们的批评。不过，他和外廷的隔绝，他
的亲自行使皇帝的委任权，他对礼仪细节的关注，甚至他给予他的亲信和批
评者的残酷而专横的惩罚，这些和传统的治国之术并不矛盾。
皇帝的绝对权力之所以被容忍，是因为它在理论上和特定的个人无关。
皇帝在最高一级以专横的决断解决任何问题，不可避免地要使一些个人不公
正地受到伤害。但是，他的不公正的行为并非出于本人的恶意。当嘉靖皇帝
和他的首辅的派系发生了亲密的私人关系时，他的与个人无关的统治的能力
削弱了。这一事态不但为无休止的勾结和阴谋开了方便之门，大学士严嵩还
给帝国朝廷投下了恐怖和猜疑的阴影，延续了几十年。这种状况在严嵩死后
并未改善：嘉靖皇帝的后继者们的一些顾问仍旧仿效他的依靠告密，甚至依
靠背信行为的统治方式，尽管程度没有那么严重。
有关隆庆皇帝（１５６７—１５７２　年在位）朱载垕的资料是笼统而相互矛盾
的。他不参与朝政，但他对官僚的权力名义上仍然存在。史官们称颂他节俭
和仁厚的记述，证明是不真实的，或无实际内容；更多的有损于他的性格和
品格的记载，实际上却可以得到证实。①
隆庆皇帝设法回避了争论，因为他从未作出任何重要的政治决断。在大
学士高拱的回忆录中，他让读者得到皇帝智力非常有限的印象。他笨口拙舌，
怜惜自己，不能维护自己作为个人的权利，更不用说作为君主的权利了。尽
管高拱著作本身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可疑，但他对缺乏个性和力量、对国事没
有兴趣乃至好奇心的皇帝的描述与社会上的传闻并不是不一致的。
隆庆皇帝曾被他的父亲长期压抑。即使作为皇帝还在世的最年长的儿
子，他也没有被给予太子的头衔，当他终于被立为太子时，他也没有被给予
合乎他的身份的荣誉和待遇。嘉靖皇帝坚持，他和他的异母弟景王要被同等
对待。事实上，当有必要在奏疏中提到这两个王子时，朝臣们总是小心谨慎
地对待他们，仿佛他们是孪生兄弟。当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