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发现社会》第54章

而当中国渐渐走出意识形态的桎梏，走出“不破不立”“推倒重来”的革命思维，开始诚恳地对待周边国家与地区，尤其是亚洲四小龙（新加坡、韩国和中国的台湾、香港地区）的发展，人们发现，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并非完全一无是处，而重拾传统文化也被视为中国人恢复民族自信心的一个象征。
当然，在此背后，还有许多其他因素，如港台新儒家代表人物的推动，填补后政治全能主义信仰真空的民族主义的回潮，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认同，社会诚信与商业伦理的缺失，以及政治层面以德治国、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等诉求的推波助澜。正是这些因素所造成的天时、地利、人和，在商业媒体的包裹下，成就了以“孔子热”为代表的“国学热”，以“学术超女”于丹为代表的“读经热”。
【整理国故，再造文明】
为了更好地理解传统文化在中国的命运，让我们重新审视上一世纪的极端年代。在革命思维下，“整理国故”运动一直被视为一股反动的文化逆流，颇遭物议。论者一方面批评它在政治思想上诱导青年脱离现实政治，另一方面又指责它在文化思想上背离新文化运动的方向。
事实并非如此，胡适并没有脱离中国现实的国情。在揭蘖整理国故运动的《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强调“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所对应的便是当下的问题。而且，也是最重要的问题，是“社会人生切要的问题”，是“关切人生”的“逼人的活问题”，亦即正视社会现实的政治问题与人生问题，而非仅局限于学术问题。虽然中国后来有启蒙与救亡之争，但胡适的意义与远见却是无人可以低估的。
另一方面，“但开风气不为师”的胡适又是一个在时间上打通过去与未来的先行者与协调者。当时的中国，正陷于两种极端力量之间，保守者极度恋古，而革命者又秉持“不破不立”的思维，认为但要有个好的未来，就必须推倒重来，完全否定过去。如陈独秀所说：“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新青年》6卷1号10页，转引自胡适《新思潮的意义》）
相较而言，以胡适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则是介乎其中又超乎其上的一股力量。他们中和、理性，提出了“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口号，主张立足“评判的态度”，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出中西文明的有机结合点。
胡适认为，“我们对于旧有的学术思想，积极的只有一个主张——就是‘整理国故’。整理就是从乱七八糟里面寻出一个条理脉络来；从无头无脑里面寻出一个前因后果来；从胡说缪解里面寻出一个真意义来；从武断迷信里面寻出一个真价值来”。比如谈到墨家时，胡适说：“大凡一种学说，决不是劈空从天上掉下来的。我们如果能仔细研究，定可以寻出那种学说有许多前因，有许多后果。”胡适又说：“要不懂他的前因，便不懂得他的真意义。要不懂他的后果，便不能明白他在历史上的位置。”他钯墨家思想学说看做先秦诸子思想学说中一部分来研究，考察墨家与其他各家的关系。
至于“整理国故”的目的，就是“再造文明”。据胡适的理解，“文明不是笼统造成的，是一点一滴地造成的。进化不是一晚上笼统进化的，是一点一滴地进化的。现今的人爱谈‘解放与改造’，须知解放不是笼统解放，改造也不是笼统改造。解放是这个那个制度的解放，这种那种思想的解放，这个那个人的解放，是一点一滴的解放。改造是这个那个制度的改造，这种那种思想的改造，这个那个人的改造，一点一滴的改造”。
在被称为“全盘”“彻底”反传统的新文化运动的诸多思想先进中，胡适首先提出要“整理国故”。就像波普尔在晚年主张要有“媒体审查”一样的确有些出人意外。为什么在新文化运动达到顶点、“新思潮”势如破竹的1919年，胡适突然发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提出要“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主张？此论既出，立即引起不小争论。
一方面，在胡适的倡导下，从二十年代初起“整理国故”开始流行起来。胡适也身体力行，不遗余力。另一方面，同时代的知识分子更有不少人对此嗤之以鼻，认为“这种整理事业的评价我们尤不可估之过高。整理的事业，充其量只是一种报告。是一种旧价值的重新估评，并不是一种新价值的重新创造，它在一个时代的文化的进展上，所效的贡献殊属微末”。（郭沫若，《整理国故的评价》）回顾二十世纪中国革命走过的弯路，笔者以为，胡适整理国故的意义与贡献，首先并不在于它是否达到整理的目的。毕竟，整理国故不是一个人，甚至也不是一代人所能完成——而在于他对中国历史所抱持的态度。
在否定历史的革命到来之前，胡适提倡“整理国故，再造文明”，主张“一点一滴的改造”，自然有其先知的一面。不过，胡适的这种思想，放在人类历史的大背景下，也并非超前。他所要求的，不过是和爱德蒙·柏克所理解的那样，不要全盘否定本国的历史与文化，不要一代代白手起家，做“没有本钱的生意”。
【下跪救不了国学】
“国学”产生于西学东渐、文化转型的特定历史时期，由于中国文化出现认同危机，人们杜撰出了“国学”这个概念并试图加以拯救。然而，国学的内涵与外延也并不确定。和“关系”一样，“国学”是个中国特色十足的词汇。要想翻译得准确，大概只能直接译成“guoxue”，然后加上各种注解了。
不乐见的是，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当文化保守主义者要求将儒学上升为“国教”时，这些人又将本应体现在“国学”上的“温情与敬意”（钱穆语）转向了另一个极端——对“国学”的迷信。
比如在2007年，为弘扬国学，郑州市晋唐书画学校把自己印制的十万本《弟子规》无偿赠送给市内小学，作为学生自律和书法选修课。赠书第一天，赠书方的张森校长面对要赠出的5000本书，虔诚跪下。面对众人惊异，张校长称自己是“对国学的下跪”，目的是希望国人从孩子开始振兴国学，与异域优秀文化百家争鸣。
据说这位校长坚持推广国学十余年，由于历史上的“批林批孔”，国学一度沉沦，而一些外来文化以及近利文化则“抢滩”国人思想，致使真正的国学一度没落。现在很多国人都认识到了国学的好处。“越是民族的越是国际的，我对国学下跪，是我要推广国学的决心和诚心。振兴国学必须从孩子们抓起，这正是我免费缯书的缘由。”
本书作者并不怀疑该校长对于“国学”所具有的某种“虔敬”之心，以及匡扶国学的诚恳。显然，张校长跪在尚未成年的孩子们面前不仅仅是一种“抒情方式”，既然“国学从娃娃抓起”，这里的下跪自然也是一种“讲道理”的方式，一种“在明明德”的方式。
同样，下跪有时是一种用膝盖代替嘴巴辩论的急中生智。就像中国酒宴上的酒鬼劝酒，不善于劝的人总是少了些花言巧语，于是一口闷了下去，只听“咕咚”一声，“我啥也不说了”，〖Ｚei8。Ｃom电子书下载：。　〗于是别人也只好啥也别说了。当众下跪有时候也是这样，那些想方设法劝谏别人听从或者跟随自己的人，同样只需“扑通”一声，同样只需“我啥也别说了”，最后别人也只好“啥也别说了”，只当他是对的——谁要是辩解或者反对，多少是有些残忍了。在此意义上，藏在这种下跪背后的，却是一种逼人就范的“道德软暴力”。王小波在《知识分子的不幸》里这样写道；知识分子最大的罪恶是建造关押自己的思想监狱。知识分子的长处只是会以理服人，假如不讲理，他就没有长处。王小波对国学的看法是：“这种东西实在厉害。最可怕之处就在那个‘国’字。顶着这个宇，谁还敢有不同意见？这种套子套上脖子，想把它再扯下来是枉然的；否则也不至于套了好几千年。它的诱人之处也在这个‘国’字，抢到这个制高点，就可以压制一切不同意见；所以它对一切想在思想领域里巧取豪夺的不良分子都有莫大的诱惑力。”
在急功近利、人心浮躁的当下，“国学”二字更像是个可供连锁的名牌。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