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发现社会》第23章

同样被圈的还有江河。2003年6月水利部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拉网式清查，查出仅“四无”（无立项、无设计、无验收、无管理）水电站就有三千多座。《中国经营报》曾发表《脱贫工程带来的返贫危机》提出警告，要求国家以立法的形式保护库区人民的权利，否则一旦悲剧酿就，局面势必无法挽回。
此外还有“圈矿”热，由于国家垄断自然资源形成了自然资源主体的实际缺位，导致资源集中在一小部分人的手中，以致大量资源被浪费、破坏、偷窃甚至掠夺。这也是近年来有些掌权者能够在短期内暴富之原因所在。当资本化过程中产权界定不清，社会便将自然资源的命运及其定价权拱手交给了掌权者。
【两种不公平】
从时空两个维度来看，不公平有两种：一是同代之间的分配不公平；二是代际不公平。
关于前者，尽管全球化论者相信“世界是平的”，但是如果以发展的眼光看，透过中国城市与乡村、东部与西部、沿海与内陆的差距比较，不难发现中国财富如何倾斜。
近年来，一些地方为了扩大招商，滥征、强征农民集体土地，或者通过压低补偿标准，拖欠、截留、挪用土地补偿安置费等完成权力寻租。与一些地方政府获得高额土地出让金形成鲜明对比：一方面部分失地农民变成了“种田无地、就业无岗、低保无份”的“三无公民”，无力维权者甚至走到自焚申冤的地步；另一方面则是权力与资本借“地利”大发横财。
随着中国的城市化和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各地工业园区、开发区甚至“大学城”开始恶性膨胀，其后果是大批农民丧失土地，再一次为中国“现代化”买单。与此相反，一些房地产商却赚得盆满钵满。在2006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上，前50名富豪中有20名跟房地产业有密切关联。他们要么以房地产业为主业，要么房地产是其重要的财富来源。在另外一个富豪榜——胡润的百富榜上，2006年前10名富豪里面有6名是主要经营房地产的，还有两名房地产也是其主要产业之一。2004年胡润百富榜上，有45位上榜企业家主营房地产。
有调查表明，地方政府通过土地出让金所获得的净收益多是“取之于农，用之于城”，被征土地收益分配格局大致是：地方政府占二成至三成、企业占四成或五成，村级组织占近三成，农民仅占半成到一成。
关于后一种不公平，美国国际法学者爱迪·B·维丝早在1984年就提出了“代际公平”理论。作为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则，代际公平已经广为人们接受，其核心价值观是资源与财富的使用不能向任何一代人绝对倾斜——当代人应托管好而不是挥霍尽后代的财富。
显然，当下的土地批租制度，无论是对环境损害，还是财富挪用，都意味着对后代人的财富与健康严重“透支”。一位公民拿明天的钱，做今天的事，本无可非议，毕竟一切都是自己偿付，然而对于政府来说，多快好省、透支尽下几代人的土地收益，则无异于抢夺。
如有财政专家指出，短短十余年，通过现有土地出让制度，地方政府收敛了万余亿元的巨额可支配财力，但是它是对50至70年的地租采取一次性收取资金的方式进行的，其所反映的是某些权力部门“寅吃卯粮”或“与子孙争利”。
【掌勺者私占大饭锅】
被害者与凶手在恋爱。没有谁会否认正在崛起的中国同样面临一场文化危机。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人在“让世界充满爱”“明天会更好”“好人一生平安”等乐声中生活，二十年后的中国流行的却是一些诸如“披着羊皮的狼”“老鼠爱大米”这样可以作为“虐恋国”国歌的情歌：“我确定我就是那一只披着羊皮的狼，而你是我的猎物是我嘴里的羔羊……”一切都变了，想一想齐秦的北方的狼，就知道这世道连狼也变了。
2005年8月，香港经济学家郎咸平教授连连在媒体上发出“重磅炮弹”，指名道姓地痛斥许多中国企业领导人借国企改革之机大肆化公为私，侵吞国有资产。这些被指责的企业几乎都是过去被树为改革成功典型的“明星企业”，包括TCL、海尔、格林柯尔、科龙等。
郎咸平的炮轰引起强烈反应：平面媒体与互联网上出现一面倒的声援之声，而被批评的企业则纷纷叫屈，格林柯尔老板顾雏军甚至在香港把郎咸平告上了法庭。郎咸平回应时表示：他并非与顾雏军个人过不去，实在是针对国有资产流失的严重事态而言。郎咸平由此就“案例”进入“问题”，对中国经济转轨中的不少方面提出了尖锐批评。
对于郎咸平的发难，中国“主流经济学”界“集体失语”。郎咸平则为自己因为捍卫国有资产而斗争却得不到同行的响应而大表感叹。然而事实上，对于上述问题，早在郎咸平之前清华大学教授秦晖早已尖锐地批评过。1997年十五大之后，“国企改革攻坚战”成为时髦，许多地方出现了比“分”和“卖”更刺激的做法。如长沙在1999至2000年间对一批赢利的大型国企实行“靓女先嫁”的“界定式私有化”，用政治权力直接把国有资产划拨给“内部人”并一步到位地实现管理者控股（MBO）。这是世界各国包括中东欧转轨国家在内在公开领域都前所未见的“激进”做法。对此，秦晖曾在《财经》杂志上提出批评。2002年十六大后，开始实行“国有资产分级管理”，舆论认为这是正式放手让“各级政府各自处理各级资产”。同时管理者控股的呼声大涨，风传转年将是“MBO年”，秦晖为此又写了《国有资产如何公正“退出”》与《要MBO，不要MBO年》等文，指出“分级管理”不能改变政府只是国民资产的看守者而非所有者的性质。
在秦晖看来，公正的改革应当“在起点平等之下产生最初的所有者，在（竞争）规则平等之下产生最终的所有者”。中国要搞市场经济，就是因为相信只有通过市场才能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从逻辑上说，如果权力就能把资源配置到“优者”手中，还要市场干什么，还要搞什么产权改革？
【不对等的私有化】
对于过去的国营企业和乡镇“集体企业”的产权改革，秦晖强调处置公共财产应该遵循“群域要民主”的原则，因为在缺乏公共参与、公共监督、也没有利益相关各方充分博弈的情况下，公共资产的“看守者交易”往往就是“掌勺者私占大饭锅”。当年如果人民公社也按这种方式搞私有化，把公社变成公社领导人的私人庄园，农民变成打工的，或者干脆被赶走，那农民还不造反了？幸亏当时农村改革是农民自己搞起来后上面才承认的，农民平分了土地（当然只是“承包”，地权问题遗留至今），打破了“大锅饭”。如今土地是农民各自经营的，并没有“掌勺者”。然而耐人寻味的是，这反而成了地权改革比其他公共资产（包括乡村中除土地以外的其他公产如企业等）的产权改革更为困难之处：土地如今不是由官家经营、而是由农户经营的，于是有些人就绝不允许它私有化！
相较之下，由官员控制并经营着的公共财产在没有民主的条件下搞私有化，则很容易会变成权贵私有化。事实上许多企业，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农村中所谓的乡镇集体企业，产权改革几乎都是给了“看守者”。工人只能像彪哥一样“看成败，人生豪迈，只不过是从头再来”！
以《潜规则》一书闻名的学者吴思在《谁家之天下：“权贵资本主义”辨析》一文中分析“当代中国到底是什么性质的社会”？指出当下中国社会主义云云已经不值得讨论了，资本主义似乎也有问题。针对吴敬琏此前提到的中国“权贵资本主义”，吴思认为这个概念和一度流行的“官僚资本主义”一样强调了资本和行政权力的密切关系，但都暗含了一个前提，即中国已经或即将进入资本主义。
吴思反问，如果把“资本主义”定义为资产阶级说了算，资产阶级控制了暴力，掌握了立法权，那么，中国可曾有过资本主义？中国的资产阶级从来不能说了算，权贵或官僚才是最终说了算的集团。所以，把“官僚资本主义”或“权贵资本主义”倒过来说才比较准确，即“资本―权贵主义”或“资本―官僚主义”。
【市场不畏惧“天价”】
“天价”正在充斥着中国人的生活。打开百度搜索一下，与“天价”相关的新闻超过几十万条。譬如“哈尔滨天价医药费”“天价滞纳金”“某某豪宅拍出天价”“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