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飘零一家:从大陆到台湾的父子残局》第23章

迫小朋友戴上示众。有的老师觉得这样还不够，要小朋友坐在排球场中线高高的裁判椅上，远远的就看得到这是小犯人。作家三毛上中学时也曾经受此羞辱，以致有一阵患了失语症，无法上学。
罚站也可以延伸出许多其他的附带惩罚。比如两腿半蹲式的站，几分钟《"文"》就吃《"人"》不消。高举《"书"》双手《"屋"》的站，没有多久，手臂由酸到麻，两臂在空中弯成菱形。也可能叫小孩子跪着，却举着双手。有的老师会要小朋友头上顶着一本书，要是书掉下来，加倍地打。
还有罚跑步，常常是全班一起挨罚。要是大家太吵，老师便把全班带到操场上，不管你个人有没有吵闹。绕着操场一圈圈地跑，不到叫停就不许停。老师搞的是古代的连坐法，这一点也不稀奇，孙立人、雷震，也是被连坐法罗织成刑的。长大之后方才知道，这是离间人与人的关系最深最狠最毒的方法。
还有威吓式的惩罚。比如考试没有达到老师的要求，差几分打几下。大多数人一生视读书为畏途，就是读书总伴随着痛苦难堪的记忆。打的时候，小朋友排队靠墙站好，老师亲自拿着藤鞭子，看看试卷，差几分便狠狠地打几下，小朋友伸出双手，紧闭着双眼，就要打了，小朋友会本能地缩一下，然而又不得不把手再伸出来，让老师打足该打之数。手心打得红通通的，高高肿起，个个回到座位上的时候，都泪眼汪汪的。这样子挨打，心理上的恐惧更大，因为在别人挨打时，自己已经害怕不已。就是没有挨打的同学，看着一个个红着手心回座的同学，听着鞭子咻咻咻的声音，在座位上也给吓得要命。
记得有一次，什么人的什么东西不见了，便报告老师，班导决定要好好查一查，就要全班同学都站到教室四周去，所有的座位全都空了出来。
老师先准备好了要打小偷的大棍子，记得一共两根，就是打算可以打断一根。足足有李小龙的双节棍那么粗，放在高高的讲台上。然后老师亲自一个一个桌子搜查。终于，在某位同学的桌子里搜了出来。老师命令这位同学站在讲台前，用大棍子痛打，连衣服都打破了，我看简直会把他给打死。小朋友站在教室四周，一如死刑犯执刑时的陪斩，个个脸色发白。
多年以后，我在国外遇到这位同学，主动上前打招呼，他却不认得我，后来又听其他的两三位同学说，这位同学也不认得他们。我想不见得真不认得，而是自己的尊严已经在那一次的毒打中完全丧尽，这么痛苦的童年，他不肯再面对。
打人的老师早已作古，他大概不知道他的作为，可能对一个人的一生伤害有多深。
但是小孩子也不见得对此有不同意的想法，老师打学生的藤鞭永不缺货，因为总有小朋友会找到很合用的呈献给老师。老师得到这样的礼物，自然一边称许一边摸摸他的头。同学也很少会恨这样的同学，只觉得蛮有意思的。也许，就是没有人专诚送鞭子给老师，老师自己也能解决这个问题吧？
有的学生直到中学还挨打，我上建中的时候，一位英文老师，他的名字我不会忘记，他写过一本在世界书局出版的英文辅助教科书。他会打人，随手带着一根细细的藤条，谁让他看不顺眼，他就叫上来抽他几鞭。班上有一位胖胖的同学，不记得什么事，他叫这位胖同学上台，二话不说抽上几鞭，边抽边以一口京片子骂道瞧你肥的，台北都让你吃穷了！
这位同学却好像打的不是自己，任他一鞭又一鞭地上下地抽。后来这位老师大概想想也不是事儿，只得停止。我对这位同学从此刮目相看，我们后来成为好朋友，做了许多在他人眼中离经叛道的事。
但是我在学校中挨打的机会很少，记不起来有哪位老师打了我，虽然我也不是个好学生。大概看起来我总是安安静静、斯斯文文的吧？
我遭遇的是一个长期的暴力家庭。
也许我说暴力家庭不太贴切，姐姐就不会挨打，她有一种天生的娇贵气质，让人打不下手。就是真的挨骂，姑妈骂她的语句好像也会文雅些。重要的是，她也没有让人为她读书跟什么生活上的问题操过心，她不会逃学，不会不做作业，不会撒谎，不会考试不及格，更不会留级。她太柔顺，所有的任务都可以完成，没有人找得出打她的理由，连骂都不必，对她把话稍稍说得重了点儿，她就会流泪。这也证明有的人挨打真有个人的理由，虽然也不可因此就可以把体罚合理化。不论打我的是我的亲人还是老师，我至今痛恨体罚，痛恨暴力，痛恨任何人以暴力加诸无抵抗力者的行为。我之痛恨任何形式的蛮横专制，与痛恨体罚息息相关。
好几十年都过去了，要是问我对于打过我的父亲、姑丈、姑妈，我会原谅他们吗？我的回应就是，要是当时，我说在当时，我有能力打得回来的话，我一定会反抗！一直挨打的不一定是我。我后来写了多年时评，对不公不义表现出非常的反感，此与自小受到家暴必然有关。我也可以很骄傲地说，我一生没有跟人打架的记录，起先是不敢打，我身体瘦弱，没有打架的本钱。后来，我总想证明，不用暴力，依然可以面对问题。
我们有一段时间住在姑丈姑妈家，后来他们全家住在我们家。我们大部分的家庭教育就从姑妈那里得来的，算不算家教很可以质疑。连同姑丈跟姑妈的孩子，一共六个，大家吃得饱就不容易，还要讲究其他也许过分。然而我相信一定有孩子比我们更穷，却没有打骂孩子的父母尊长。穷困也不必然可以成为打小孩的理由。
长辈总是相信为了什么理由，一定要打打孩子，否则将来会不得了。其实，我们记忆深刻的是挨打的经过，至于为何挨打，记得住的很少。姑丈跟姑妈联合起来打我，总是在父亲出门之后。他们一个人一把抓住我的双手，方便另一个人用棍棒痛打。我的年龄只有个位数，怎么可能反抗？我忘不了被提在半空中挨打的恐怖，简直是天崩地裂，巴不得当时我不在这个世界上。恐怖不是从挨打才开始的，挨打之前，风雨欲来，我全身的细胞个个紧绷，我的房间是在一处无路可逃的小屋，只有任其拖出痛打。
我死命地抓住任何可以抓住的东西，想要拖延挨打时刻之到来，一分钟半分钟也好，但是依然徒劳。我被即将承受的痛苦吓得不知所措，甚至于装疯卖傻，也许那个时候真的已经疯傻了。我看着我的姐姐，她是当时在这个世界上唯一让我觉得靠得住的人，然而她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我挨打，我就像在大海中即将淹没的人，只有一根太细太短无法承荷我的浮木，我依然被淹没在恐怖的鞭挞中。我姐姐只能不声不响地在一旁流泪。我至今还要说，想起来我依然愤怒，我不会原谅任何以暴力加之于我的行为，只是无可奈何地放过了便是。打我的人都老了、死了，我又能怎么计较？纵使我依然痛恨那样的岁月。
以后我读书读到了孙庞斗法，其中孙膑曾经使用过装疯卖傻的“诈疯魔”一计，我总怀疑有用没用？人是会让人给逼疯的，我非常相信。
那一年，我应当还在小三，跟姐姐两人，都还在姑丈姑妈家一起生活，就已经开始挨打了。
有一次，挨了打回到房间，只有姐姐陪着我。我一边流泪一边说，人生这个样子，还不如自己出去流浪，姐姐只有陪着我哭。这该是一个才八九岁的小男孩说出来的话吗？常常挨姑妈打，她那个时候也不过三四十岁吧？梳一个四边往里卷的发型，后来我在东京买到一本早年的人物摄影集，手工染色的，那个时候方才发现，她那时的发型，跟早年日本女子是一样的，那种发型给我的记忆相等于恐怖。至少有一阵子，我想要减少这种恐怖的感觉，在准备考试或是做功课的时候，常常幻想姑妈变成小小小小的，像小人国里的人那么小，小到不及半根铅笔高，我相信她缩小了之后，就不会那么恐怖了。我的想象越来越具体，我看到了许多的小小的姑妈从窗沿爬上来，到了书桌上，一个接着一个，站满了一桌，然而，猛然间，我打了个寒战，那么多的姑妈！我的天啊！
姐姐马渝光（左为台大毕业之前）
最早挨打的记忆是父亲的暴力。
也许还没有满六岁，我不知从哪儿学来了几句小孩子不该说的脏话，那些脏话是什么意思，我当然一个字也不懂。我在厨房里跟我们家的女仆锦娘说，反反复复地说，开心得很。锦娘要我别说，我却偏偏要说，十分快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