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飘零一家:从大陆到台湾的父子残局》第17章

颐羌掖竺牛谛厍埃腋诟盖咨砼缘人礁盖祝姑挥欣吹眉按蛘泻簦谝痪浠熬退担骸拔乙羌潘锊侍O，一定要好好地问问她，怎么可以这样？”李伯母脾气非常好，这是我见她说过最重的一句话，此后，再也没有听到她谈起我母亲。
李伯母在世的时候，我每两三天就会去温州街她那儿玩一玩，我说什么她都非常有耐性地听，还要搭一两句腔儿。记得有一回，一本画报上有个美人的照片，脸上还有几滴汗水，跟真的一样，我拿到李伯母跟前跟她说：“李伯母，你看书都滴上水了！”她笑眯眯地回应道，那还不快擦了去？长大之后自然明白那是她凑我这个娃娃的趣儿。她就是这样，在我心目中，从来也不生气，总是和颜悦色的，超有耐性。李伯母去世之后，本明本京与我见面的机会就少了。没有多久，本明姐就赴美留学，然后是本京兄考上了第一届的政大外交系，我们只有一点零零星星的来往，而如今与本明姐再见面，她已经是七八十岁的高龄了。
当时她也无从对她的妈妈交代，怎么好好的一个男孩子，当众就让人抢了去？
大家只是纳闷，行船多如过江之鲫，李伯母带着我们搭哪一条船，是中研院特别安排的，出发的日子虽然已定，但是谁也拿不准。我母亲就是起先打听清楚了，又能如何地掌握？从重庆到南京下关，数千里弯弯曲曲的长江水路，变数非常多，她怎能预料一定会见到我们？假如没有李伯母要亲自下船帮保姆买车票，母亲就不仅是面对着孤女跟孩子了，那她还会依然照计划进行绑架吗？战后的当时根本就没有治安可言，要是李家也请了保镖呢？会不会在冲突中有伤亡？会不会因此搞得船舱大乱，事情发展到不可收拾？母亲为何不肯找时间跟父亲好好谈谈？还是估计她自己完全没有胜算，因而出此下策？那两个男生跟母亲是什么关系？是雇来的人还是友情相助？会不会又衍生出其他的问题？难道他们不怕抢夺孩子绑架肉票的风险吗？绑架者之一就是孩子的母亲，是不是母亲跟他们因为这个理由而有恃无恐呢？？这些问题一一追究，可以写出一部精彩的电影剧本。
我第一眼看到了八十岁的母亲，是一个比我矮一个头还不止的老太太，曾经在机场像一根树桩子一样立定了好几个小时，动也不动地等着看她离散了数十年的儿子。她是那么老迈，在我眼中，仿佛我的母亲一到这个世界上就是那么老的，而她又是那样的慈祥，说什么都轻声轻气斯斯文文。她全心全力，简直可以说是不自量力地照顾我，我原先印象中的妈妈，应该是另一位妇人吧？
花和尚
母亲抢我到手，照理说，我从此就该在母爱的光环之下，受到无微不至的呵护了，但事实并非如此。
往事的镜头移转，一下子跳接过来，我在一座尼姑庵里了，在上海附近的南汇。
在此之前，依稀只记得母亲带我到了这一座庙里，里面有好多比丘尼，穿着袈裟，个个都冷冷的，母亲跟她们其中一两位说了说话，然后母亲起身要走，我想我又要让人扔下了，我急得很想跟，却被后来方知的“大师父”拉住，一丝儿也动不得，着急恐惧、六神无主。
但又很快地就适应了这一处唤作“清凉寺”里的生活。
一直以为这一座小寺庙应该是什么“庵”，以为比丘修行之地都是庵。一九九○年我跟晓清邀了母亲与同母异父的弟弟章立凡一起到上海，我们俩特地到现在改名为南汇的这一座尼姑庵访旧，方才发现，这一座庙，也是一个“寺”，唤作清凉寺，一开始就是一座“寺”，没有想到几十年后依然存在。
当初是一排竹篱笆围起来的寺庙，对于小孩子来说，已经够大了，却一定不是天下名僧挂单的地方，只在一处村落的边上，四围没有什么人家，要去村子还是大街，也没有多少路，步行都可以到达。那条街我们再去的时候，依然老样，如果用来拍满清时代民间背景的电影，用不着再搭新景。黑洞洞的连栋屋宇、斑斑漫漶的老招牌，都还在。
竹篱间有一处瓦檐的大门，日本人所谓之的“鸟居”，虽小也显得庄严。后来去南汇看到的此处已变成了灰色的砖墙了。原先篱边总是开着一年四季次第流转的各色野花，高低错落，迎着阳光飘舞，闪闪亮亮。院子很大，门前一条小溪，庙前就是溪头，总是泊着一只小木船，笼在岸边弯着腰的浓浓柳荫里，只一根绳索随便地在柳枝上缆住。静静的水面厚厚的浮萍，盛夏时也开出点点白花。我常常在师父们不注意的时候，偷偷躺在小船里，人小，没有人见得着，我拉着柳枝儿，小船一晃一晃，我幻想着顺流而下，通到许多别的村落，最后会到一望无际的大海。那个时候已经知道有大海，想来是在母亲身边时到过黄浦江边吧？
院子门口正对的便是大雄宝殿，离院门约有大人的十来步。其实院门大多是开着的，附近的小孩子常常进来玩耍。殿前有五六级台阶，我们小孩子常常玩从师父那儿听来的故事，把台阶最上层当做佛祖如来的所在，三五个小娃娃跳上跳下演出，同时是演员也是观众。我们都穿着厚厚的衣服，臃臃肿肿不怎么灵活，那时应该是晚秋了。
大雄宝殿前的平台上，左右各有一个大水缸，里面养着数本荷花，盛开时花叶莲蓬伸出水面，迎风摇摆，佛殿里阵阵清香。冬天大缸里的水会结冰，冰里有好多气泡，我望着那冰跟冰下的水，只觉得这个世界好神秘。大雄宝殿正面是一排红漆窗格的落地窗，从里面可以坐着看月亮。直到我那一年回去，那儿的落地大窗依然是当年的模样，据出家人说，连玻璃都没换。没错，那种不怎么平、透着望去影子如在水中晃动着的手工玻璃，在今天的台湾，怕是一片也找不到了。我如今的身高跟这一片落地窗也没有差多少，然而在印象里，大窗子简直可以通到天顶。还记得一个人搬了小板凳坐在窗前看月亮时，师父一定会提醒不可以用手指月，至今我指月依然是勾着手指以关节相向，然而不免联想到那一部禅宗名著却唤作《指月录》。
殿上一尊金身大佛，台座高及成人的颈项，这一尊坐佛高到屋顶，顶上便是华贵的藻井，我在往后的几十年里，无数次地忆起这一尊金身大佛。
正殿两边左右厢房，里面各有两间小屋，右边的是藏经所在，但也可以用来晾萝卜干，或是辣椒，里面也许就是住持的方丈了。左边两间，从正殿的侧门进入，整间房里架了一座织布机，手脚并用的那一种，跟孟子母亲用的应该也差不多。当时没有电灯，点着一个里面灌了煤油的火灯，黑烟颤颤抖抖地直往上蹿。这间屋子有窗，春夏白天长，总有师父在“啪嗒咔嗒”之后梭子“嘶嘶嘶”的来来往往地织布，有时我也站在一旁看师父织布。从早到晚，也织不了几寸，都是灰灰的颜色，应该就是她们身上袈裟的来源了。我的小袈裟莫非就是她们织出来的布做的？可怜当时年纪小，不懂得感激。我拥有的还不只一套呢。
左厢房的里间有一张竹床，就是我睡觉的地方，小小一间。连着床，有一顶像门帘的那一种帐子。夏天蚊虫还是很多，师父就用煤油灯来熏，有时一张草纸往帐角一塞，可以染上许多蚊虫的血点。现在想想，那就是杀生，但她们并不讲究。她们只吃素，素菜的味道如何，我也不记得，忘不了在那一段时间我总是大鱼大肉地吃，因为我有吃荤的特权。
读汪曾祺的短篇方知，在中国，一般而言，比丘尼是不放焰口的，那是和尚的事，女性出家人不方便抛头露面吧？我不知道清凉寺里的师父们是否放焰口，但是我常常跟大师父出门，她总是拉着我的手，走在乡间的路上，一路好多人跟她合十，我也觉得神气。大师父明显地比一般的师父要胖一点儿，皮肤也黑一些，个子高一些，声音洪亮。记得她的眉毛也比较浓，总是笑口常开。我也的确记得在一场丧礼上，有许多纸糊的、色彩鲜丽明亮的房屋、家具、人物等，在屋外“轰轰轰”地燃烧着，大师父领着师父们，围着熊熊烈火一圈圈地念经打转。
大师父在许多红白喜庆上都是上宾，她带着我的时候特别都让别的小师父给我换上便服，一套小工装裤，里面是件白衬衫，一双黑布鞋，这样的打扮，直到上台北国语实小的时候依然如此。
到该上席的时候，大师父就会把我抱到有鱼有肉的荤席上，两边的客人马上让出个位子，记得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