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足球内幕》第47章

说到这里就得打住一下，中国足协主席不是没有引咎辞职的先例的，比如年维泗。加上愤而辞职的袁伟民，一个是黄老的弟子，一个是民族英雄，这都敢辞，所以后来这些主席，脸皮是可以做新款足球的。
话说年维泗辞职后，也没人敢接手（看来中国足协主席一职，好多年前就是烫手山芋了），袁伟民迫不得已又出山。当时他再次出手的原因据说是上级领导下命令，要他不准有畏难情绪。官至副部长的袁伟民这些年已熟稔官场游戏，知道既不能当逃兵也不能当炮灰的方法是――当远离前沿的督战官。
所以，袁伟民就发明了世上第一款官名：专职副主席。
这款名字一时引起报社记者们的议论：有专职的，还有业余的副主席吗。后来被告知，“专职”是语法上的强调，表达重视。很久之后，大家才发现后面还有深意，袁伟民根本不管事，足坛闹翻天他也不理不闻，死人了也不管，才晓得这“专职副”是为了让他是“业余正”。
理解袁伟民的苦衷，他管得了王俊生，管不了王福生，王福生是前卫寰岛老板，而前卫寰岛的老板是公安部。他甚至也管不了王健林，王健林的老板是大连市政府。有的惹不起，有的是熟人，球场的“三从一大”到了官场，就变成听从、服从、跟从和大智若愚，三从一大。
说到这里很想总结一下，又总结不出什么来，只好建议大家就努力理解“足协主席”是干什么的了。再没了粗线条的贺老总大手一挥，稍息立正，解散。只有，一切尽在不言中，要是“言中”了，就“严重”了。
分析中国足球，不如分析中国足球历代主席。
“史前时代”的贺龙、黄中、李凤楼是把足球当成革命事业看待的，有浓重的军事气息，举个例子，那会儿美帝苏修卡我们的脖子，我们就把别人的飞机拆散了一个个零件研究，发明自己的飞机，虽山寨但火力巨猛，按承载能力只可以安一门炮的我们安上三门炮，两机相遇时我军飞机飞得晃晃悠悠，但一梭子打过去，黑夜都晃成白天了，弄得美国航空兵很怕飞到中国上空。防空体系方面，美国飞机时不时会被我们的高射机枪打下来，是因为我们的防空兵勤学苦练出了一种黑夜打蚊子的功夫。
足球也是这样，当时有个叫李宙哲的朝鲜族前锋，他过人的功夫当时是一绝，经常从中场一直盘带到对方门口射门，这是因为他是在小树林里练的盘带，每天早上5点起床就绑着沙袋带球在树林里跟树丫子练盘带，树丫子比人腿密，所以练出的那份眼力和控制力非常人所能比。再早的李惠堂、孙铁头都曾在海水里练过远射，因为海水里阻力大可极大训练腿力，头球则是把皮球浸了机油，重量增大很多，开始顶一下头就晕了，后来习惯了，争顶时无人敢近身……
这些不是野史，而且也有科学性，看过《一球成名》的人知道，其实皇马的球员也经常在游泳池里进行力量训练，英国球队头球了得，也是在沙袋群中连扛带挤一头一头地练，才练出来的。
如果当时就这么练下去，虽成不了巴西、西班牙，也可成朝鲜。足球发展的道路有很多种，究其实质只有两条路：刻苦训练＋科学体制。史前的中国足球占了前一条，后来为了拥有后一条，把前一条扔掉了，而科学体制却没建立起来，最后煮成了夹生饭。
每当看到改革开拓者的王俊生就想起“夹生饭”这个词。作为首任的“专副”，他不能违“业正”之意，又得行“专副”之实，大家明白这层意思，举个例，这就跟中石油、中石化领导是一样的，又得听发改委的，又得假装顺从市场规律，而老百姓怨声载道，所以二者每回只得深夜零时像小偷一样涨价。
再举个例子，当年延边队跟上海队生死战，明明延边队是用身体把传中球挡出去的，当值裁判却判罚点球，延边人民当然生气，后来看录像也证明这不是手球。延边被黑了，但比分是不能更改的，上海方面更是得罪不起的，王俊生只能像土改中误伤了农民的干部一样，站出来安抚大家，高度赞扬延边足球有着光荣传统，还写了一封情深意长的道歉信，最后表示延边队有保持职业球队的道德，不要闹。
在人民看来这就很扯淡了，不道德的是裁判和足协，受欺负还不准闹，后来被足球伤了心的延边就不怎么玩足球了。而这个涌现过数不清有才华球员的地方，后来居然有了个别赌球和打假球的人，现已被协助调查。
还有一个例子是，当年“3号隋波”事件引起全国哗然，据揭发有一份录音带证明球员是有过接触假赌势力的。受不了压力的王俊生派张吉龙去调查那份录音带，经过艰苦卓绝的调查，结果终于出来了，足协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其实，录音带里只是一个女人在跟球员调情，里面全是淫词秽语，不便于向社会公布。意思是中国足协不仅在为假赌黑负责，还得为青少年儿童的身心健康负责。
淫词秽语是有可能的，但除此之外还有没有别的，他不说。像“渝沈悬案”这种动用了数百万资金牵涉到6家俱乐部的大案，王俊生显然知道靠足协这个无调查财务权利的圈外局级单位是做不到的，强行调查的话，人家随便叫来一街道片警，三下五除二铐走秦小宝们也是可能的，因为妨碍财务保密制度和监管规范。他不是不知道，是故意的，得做个样子给新闻界看，又得造成“看，足协没这个权力”的无奈样子。比如，如果崇文区计划生育办公室来查中国足协财务，他能觉得对方有这个权力吗？
王俊生的聪明和口才是出了名的，老足协的人这样形容：面前有一块炭，俊生正在跟大家阐述炭是黑色的，这时总局领导电话来了说这其实是白的，俊生一定可以急转弯说这是白的，还可以通过一番论述让与会者真诚地信服，炭确实是白的；如果领导又打电话说，嘿嘿，仔细又瞧了一眼，其实炭真是黑的啊。俊生就能找到办法说这是黑的，而且与会者会觉得自己真傻，炭是黑的这么简单的问题怎么就不懂呢，非得俊生来提醒，特别自责的样子。俊生就是这样能说会道，变向时，连转弯灯都不用打。
王俊生也曾是有理想的人，否则不会大力去搞职业化，但不要把他当成改革派，那不过是因为当时小平南巡讲话要求“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神州大地处处开放，足球成为体育的排头兵。
在王俊生任期内出现过“保卫成都”、“保卫北京”、“红岩惨败”、“渝沈悬案”这些大案，他的态度可以在后来出的书里找得到：“这些事我们都问过当事人，但他们说从来不干这种事，没有证据我要公开质疑，要负法律责任的。”这是废话，别说还在外面，就算进局子的人也会说自己没干那事。他也觉得假球黑哨让中国足球付出了巨大代价，但他没办法，只能在书里还特别伤感地提起由他推出的那帮怯生生的足球宝贝，“如今也多已嫁作他人妇。多年后，当她们开着小车前往F1赛场时，是否还能回忆起当年的虹口体育场，是否还会用她们美丽的双眼瞟一眼多灾多难的中国足球？”
所以王俊生只是足协的假肢。
他是激情的、保守的、坚强的、软弱的、开放的、封闭的、人性的……最后黯然隐退，查一下，“92一代”的大多数单位里的改革派领导多是这样的命运。
2002年9月17日，在北京一家不知名的饭店，老王举行告别晚餐。阎世铎指挥在场众人合唱了《送战友》等歌曲，歌声中老王悄然落泪。在足协工作了10年之后，王俊生终于离开了这个最终让他声名狼藉的地方。
上面这段是报载，从中可以知道一个情商非常之高的人物出现了，他可以把离别弄得那么有诗意，可以把前任弄得潸然泪下，可以把一个人的退场搞成另一个人的登基……他叫“阎世铎”。其实他是个诗人。
如果王俊生是在领导授意下开荒的小农，阎世铎就是在前任基础上把小农场诗化成农家乐的文艺工作者。
他的来历是这样的：1982年中国输新西兰时，作为外行的他正在一所普通中学一边翻看着排球手册一边教着校女排训练；1997年中国队在金州以2比3惨败于卡塔尔时，他正在金州以北40公里的一个地方苦读着《列宁传》里的“炮打名言”；2001年中国队在五里河出线时，他正跟米卢在前线把酒言欢。他是工农兵大学生，他是领导秘书，他就任足协掌门人的第一句话就是：“无论前方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将义无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