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商业第一家族:荣氏百年》第33章

人扎根香港，俨然成为望族，在政商两界关系深厚，互相帮衬，成功者众。与荣智健同辈的“智”字辈正当壮年，大多已成家族中流砥柱。每每思索及此，荣智健都会产生一种莫名的冲动，也许是为逝去岁月懊悔，也许是对命运的抗争。
如果说之前10多年的运动禁锢了头脑和身体自由，将个体塑造成为随波逐流的庸众中的一员，那么在1978年，透过逐渐宽松放开的政策，荣智健前所未有地嗅到了掌握个人命运的空气。
经过4个月的深思熟虑，初夏，荣智健毅然将妻儿留在父母家中，怀揣5000美元和一张单程通行证独闯香港。成名后，荣智健曾在人前坦陈心迹：“那是我个人的决定，当时内地的政治比较开放，让人民出外探亲。我两个堂兄弟荣智鑫、荣智谦在香港经营电子生意，就决定出来闯一闯。”
看来荣智健当时有意投奔两个堂兄弟，或加入其中，或另创新业，但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已坐到开往香港的渡轮上，那意味着一片全新的天地。沉浸在憧憬之中，又恍惚回到过去。
从“荣公子”到研究员
1942年出生的荣智健恰好赶上了中国近代史上诸多“波折”。他“含玉而生”，自然享受过荣华富贵，少年时目睹“公私合营”浪潮，及至青年遭逢“文化大革命”十年，人生如水，愈发不知所终。
但家族的深厚积淀对性格的潜移默化非处境优劣可改，即便人生黯淡时，复兴家族事业的光荣梦想仍未湮灭。怀抱如此，以至于1978年开放探亲政策后，荣智健第一时间便奔赴香港。
在渡轮上回忆36年的人生时，荣智健想必不会忘记1949年。是年，祖父荣德生和父亲荣毅仁双双选择留守大陆，这一选择不仅决定了荣氏企业此后的走向，荣智健的人生轨迹亦因之发生位移。不妨这样设想，倘若当初已经身在香港的荣毅仁没有被接回上海，成就至少不会低于堂兄弟。
然而，很多时候，人生就是这么残酷。命运将一切美好事物打碎、毁灭，犹如一出猝不及防的悲剧。荣智健“记忆中的美好”停留在1966年，在此之前，他过的是典型的“公子哥”生活。
在《荣智健传》中，荣智健这样回忆自己的童年：“我家在上海的大房子是私产，家里有多个佣人和中西菜厨师。父亲出入乘坐别克，后来换了一辆奔驰300。连国外的亲戚都羡慕我家的生活，因为比他们还要优越。”1952年，荣智健10岁那天，他得到一辆英国敞篷跑车作为生日礼物。这辆红皮座椅的singer跑车让荣智健感觉既刺激又紧张，从此被他视作心爱坐驾。直到上大学前，上海人经常看到这辆跑车出入国际饭店等高档场所，这辆跑车是“荣公子”的“标签”。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荣毅仁像荣智健这么大时，整日和上海望族子弟在一起，他回忆圣约翰大学时光时说：“我和孔祥熙的儿子孔令侃，一向很轧得来（很要好），我们都有家庭背景，敢搞，敢做出头椽子。”
所谓“虎父无犬子”，到荣智健这代，时代变迁，而家风并未丢弃，少年伙伴自然也是富家子弟。在香港取得成功之后，荣智健将李嘉诚引以“知心要好的朋友”，豪车、名马、私人飞机、私家城堡无一样不精通，这些自有少年生活习性所致，也是结交名流的时兴工具。
1959年，17岁的荣智健告别上海，到天津大学开始学业。大学生活自然不能跟荣家相提并论，往日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公子哥竟也安然处之。荣智健经常带同学到学校小食堂吃排骨改善生活，小小年纪就颇见大气，因此在同学中很有人缘，身边常聚集着一帮朋友；而他打棒球的爱好则曲高和寡，只能在职业赛场施展，曾先后代表上海队和天津队参加两次全国比赛。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在辽宁省长白山区某水电站实习的荣智健被下放到四川凉山少数民族自治区龚嘴水电站。荣智健连坐5昼夜火车赶赴四川，工作异常辛苦，从“高空安装高压电缆”到抬路轨、抬石头、“背75公斤重的烧焊氧气瓶上山下乡”，什么粗活都做，吃一种难以下咽的野菜，起居劳动都有人看管。而那时，荣智鑫正在香港经营美联烟草公司，生意做得风生水起。
吃了8年苦后，荣智健在1972年被调入北京从事电力研究。唐山大地震时，他被派往参加抢救电力系统，他说：“那次死了几十万人，尸骸遍野，比原子战争还厉害，中国人命真苦，多灾多难。”
那时，荣家北太平庄家里的古董、家具等早已被没收，四合院一副破败景象。不过，经过下放的锻炼，荣智健“变得坚强了，对社会对人也有更多了解，对社会的认识也不是那么的单纯了”，反而有了难得的淡然心境，对家庭境遇不以为意。
按照家谱，下一代应是“信”字辈，荣智健给一双儿女起名时却以“明”字开头，这也是拜“下放生涯”所赐。那段经历让他明白许多道理，起“明”以示勉励、警戒，¨wén，　rén　，shū　，wū¨可以说荣智健是经历了精神上的“洗礼”。
1978年荣毅仁复出之后，36岁的荣智健远走他乡，是要自谋生路，不沾父荫，倔强之中自有一股要强之志。荣智健成名后对此曾多次表态，“对于个人来说，我没有想靠父亲来做些什么，靠别人的名望来做事，长不了，也许一时一事可以，但并不能解决自己的根本问题”。
兄弟聚首
1978年一个潮湿的夏天，荣智健终于踏上香港的土地，码头上，他见到前来迎接他的堂兄荣智鑫。
荣智鑫是荣智健大伯荣伟仁最小的儿子，排行第六，生于1934年，父亲荣伟仁1939年去世时他才5岁，1949年跟随母亲、兄长迁至香港定居。阔别多年，荣智健与年长8岁的堂兄一见如故。山川阻隔，当年一处玩耍的两人，如今已是人到中年，岁月无情，让人唏嘘感慨。
与荣智健不同，荣智鑫此时可谓事业有成，他是荣文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所产计算机产品行销欧美。作为荣氏家族的第四代传人，荣智鑫当时在“智”字辈中成就最大，是位新型实业家。
荣智鑫的人生轨迹，是典型的“工程师创业”。他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电子工程专业的高材生，毕业后在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做过三年的工程师，1960年回香港创业，与三位朋友合伙成立美联烟草公司，取得美国“健牌”香烟在香港的独家代理权，很快成为香港最有实力的烟草经销商。1970年，美联烟草被一家美国企业收购，荣智鑫入账超过1亿港元，他用部分资金创建荣文科技公司。就在荣智健来香港的时候，荣智鑫正计划与兄长荣智谦合伙开办一家电子厂。
荣智鑫将荣智健接到香港浅水湾保华大厦的家中暂住，荣智谦获悉前来探望，问及荣智健日后打算，建议他“你在内地耽误了这么多年，是不是先到美国或英国去深造一下，学成之后再来香港创业？”
荣智健却认为自己已不年轻，而时间不等人，如果读完书再来创业，恐怕来不及，与其为了一张不可预知的文凭浪费时间，不如就此行动，做点生意。荣智谦、荣智鑫闻此，认为这位堂弟是注重行动之人，并且是机电专业出身，便试探性地问他是否有意入伙，一道投资创办一家电子厂。
两位堂兄的邀请让荣智健受宠若惊，他深知身在异乡，创业需仰仗亲朋，与其冒单独创业的风险，不如与兄弟共事，三思而后决意加盟，只是尚有一件难事。来香港时，荣智健只从父母处筹得5000美元，虽然在大陆实属“巨款”，但在香港显然不够投资之用，于是连夜致信父亲求援。
幸运的是，荣毅仁在香港九龙纱厂、南阳纱厂占有部分股权，30年来一直未领取股息和分红。荣毅仁回信给荣智健，并附上一封亲笔信，让他持此去纱厂董事会接洽。荣智健照章行事，前后去了几家工厂，说明来意，各厂把股息和红利清清楚楚算出来，汇总起来居然有600万港元之巨。荣智健面不改色，心中却对港人的认真负责和财产保证制度暗暗佩服。
回过头来，荣智健发现电子工业在香港正成为最热门的行业，但相比发达国家，竞争并不充分，有很大的增长空间。事实上当时香港电子工业总产值正以年均23％的速度飙涨，1978年香港政府调查发现，电子行业占整个工业部门总产值增值的12％，其中蕴含的巨大商机不言而喻。
1978年12月，荣智谦、荣智鑫、荣智健三兄弟各出资100万港元，在新界大埔创办一家电子厂，取名“爱卡”，英文名E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