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恋史》第2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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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晚饭后铁夫又到汪院长家“闲聊”。
汪院长把铁夫让到客厅里，沏了一杯香片茶，又递了一根牡丹烟，笑着说：“老铁呀，我这法院的门槛都快让你踏平喽。”
铁夫也笑道：“你咋没说我的鞋磨破了多少双？等我儿子平反了，你们法院要赔我的鞋钱。”
“这倒是怪事，怎么还要法院赔你鞋钱？”
“要不是你们法院判了我儿子，我往你这儿跑干嘛？我有病啊我！人们都说两院不能去，一是医院，二是法院，去了准没好事，我宁可到神经病院去也不上你法院来。”
汪院长听了哈哈大笑：“头一回听说这两院不能去的话，倒是挺新鲜。”
“汪院长，那个案子复查了没有？”铁夫开过玩笑话锋一转到了正题。
“已经复查了一次，只是……”
铁夫心里“咯噔”一下：“有什么问题吗？”
正好此时县法院的董院长也敲门进来，汪院长打了个手势示意他坐下。铁夫和董增财都是熟人，也相互打了个招呼。
铁夫说：“你这儿有公事，我还是回避一下吧。”
汪院长举起一只手阻止道：“老铁别走，他是来汇报你儿子那个案子的，反正也不是什么秘密，你也听听。据董院长汇报，第一次复查没有发现什么问题，我建议平反放人。可柳国夫非要搞第二次复查，好像硬要从鸡蛋里挑骨头似的，非得找点什么东西出来。实际上主张平反最坚决的就是董院长，这个案子当年他在办案过程中就认为不是反革命案件，根本就不愿意判。虽然最后在地委的压力下还是判了，但他对我说这一生中在他手上判的案件就数这个案子最冤，老觉得心里有愧，所以力主为此案平反，董院长你说说吧。”
董增财说：“在这次复查过程中，地区政法委的柳国夫一直抓住郎超雄《论物质与精神的关系》和《论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三者关系矛盾问题》这两篇论文不放。我说一下我的看法，我作为法律工作者原来仅对法律问题感兴趣，通过办理郎超雄等人的案件，促使我大量阅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以及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方面的教材。因为在审讯郎超雄、石庵村等人时，我们认为是错误的或反动的东西，恰恰是共产党的老祖宗讲的话，结果把我们搞得很尴尬。后来我们把所有能找到的马恩列斯毛的书都搬到审讯室，但还是辩不过郎超雄。最近我把郎超雄写的那两篇论文又拿给一些搞哲学、政治经济学教学、研究的教授们看过，他们认为写得很有水平，作者很有才华，并且说都到八零年了，前几年不敢说的话现在敢说了。他们认为这两篇论文不光是有水平，也是批判文革中那些谬论的战斗檄文，肯定是正确的。早几年不敢说是因为那时的政治气候太极左，说了真话就会大祸临头。当年也就是因为这两篇论文我和呼延嵩审了郎超雄整整三天，郎超雄始终不服，他要求我们把这两篇论文公布出来，让学术界和广大群众评判。我记得他还说，我这两篇论文是宣传、捍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一百年后看也将证明是正确的。实际上七五年郎超雄并不知道中央有个四人帮，但报刊杂志塞满了‘精神万能论’、‘上层建筑决定论’的谬论。他的《论物质与精神的关系》批判的就是‘精神万能论’；而《论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三者关系矛盾问题》批判的则是‘上层建筑决定论’，张春桥在《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一文中就狂热鼓吹了这一谬论。”
他打开提包，从厚厚一沓审讯材料找出其中一份说：“我这里有当年郎超雄的交待材料。郎超雄说：‘这两篇论文是对哲学界篡改无产阶级世界观的义正词严的战斗檄文，同时还有两点重要的学术贡献：第一、我发现了包括北大哲学系、苏联辩证法专家在内的国内外哲学界普遍曲解而被奉为精神与物质关系准则的一句名言，正是列宁概括出黑格尔观点的一条典型的客观唯心论命题。正是这种普遍的曲解，为当前中国哲学界甚嚣尘上的‘精神万能论’提供了依据；正是这种普遍曲解，为‘精神变物质’论断唯心化开了方便之门；第二、我发现和论证了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并非最基本的矛盾，它只不过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反映罢了，从而给‘上层建筑决定论’以致命的打击。这两点前者属于哲学的基本问题，后者谈的是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的最基本的概念之间的关系。在这样的问题上任何点滴贡献（如一种较普遍谬论被克服，更深入更具体一些的关系被揭明）都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即使你们逮捕了我，但我仍然认为我这两篇哲学论文的观点在中国当今的哲学界还未被他人所道破。使我痛心的是言因人灭，这两篇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哲学论文，因我的被捕而被扼杀！’直到现在柳国夫、文重仍然楸住这两篇论文不放。前几天他还到我们复查办公室说，郎超雄的文章就是反对毛主席关于精神变物质、物质变精神观点的反革命言论。七五年我们也认为这是郎超雄在标新立异，因为他的观点不是一种被广大人民所接受的观点，是反革命言论。你知道郎超雄在审讯中是怎么说的？他说：‘当初马克思、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时又有多少人接受、赞同他们的观点？’”
“好一张利嘴！”汪院长击节赞叹道：“到底是饱学之士，说出来的话就是与众不同，其实说实话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学说当时真没几个人相信，也是那时侯著名的异端邪说。董院长，现在回想起来你们当时审讯郎超雄真有点力不从心。哈哈哈哈。”汪学勤大笑道。
“谁说不是呢？”董院长说：“当年我和呼延庭长为了这个案子头都大了，隔几天就要往湖北大学和省高院跑一趟，让人家评判。说老实话就我们肚子里那一点墨水，真不够郎超雄这些人喝，他们几乎把所有业余时间都用在研究马恩列斯毛的著作上。我们审他有点像叫花子审地主：‘你为什么那么有钱？’所以怎么也说不通。”
汪院长和铁夫大笑起来。
汪院长问：“你这个比喻是从哪儿来的？太形象了。”
董院长正色道：“我开始时也认为郎超雄他们是反革命，经过审讯以及多次和湖大的教授们私下交谈，我才认识到这至多不过是学术之争罢了。地委则批评我太右，柳国夫更是直截了当地指责我不懂政治。如果按照古书记的要求这个案子大概在七六年初就判决了，但我们法院系统特别是汪院长不同意判决，所以我们一直以事实还没查清、证据不足为由往后拖。”
汪院长接过话头说：“法院系统并不是没有人要求判决，这些人都是原来的保守派，而法院系统里的造反派又不同意判决。我不赞成这两种意见，判不判刑不能以观点来决定，而应该以罪证来决定，这是我一贯的观点。”
董院长又说：“我是主审，对这个案子我最清楚。一开始我也倾向于他们有罪，但是通过对这些人的审讯以后，我慢慢地改变了自己原来的看法。所以到后来我不光是同情他们，更是佩服他们。据看守所的干警反映，县中队的值班士兵经常向郎超雄、石庵村、叶一彪这些人请教学习马列著作遇到的问题，你说要命不要命？反革命集团的一二三号头头，竟然都成了当兵的老师，真是千古奇闻。”
铁夫问：“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七五年‘评水浒’、‘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和七六年‘天安门事件’时，那些当兵的有事无事经常找郎超雄他们谈天说地，有些兵甚至不值班也往里面跑。为了这事转业了一批兵，哪知道新兵来了不长时间照样去找郎超雄他们。中队的队长、指导员发脾气也没用，你总不能不让当兵的值班吧？”
铁夫笑道：“新鲜！”
汪院长问：“还有这事？我怎么不知道？”
“县公安局早就传开了，中院并不具体办案所以你们不知道。为这事中队长和指导员经常挨训，有一次中队长跟我说：‘董院长，你们要不就把那几个人判了，要不就放了，省得我们老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