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系女生的秘密回忆》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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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继续这个话题，我们都轻松多了。我问他，那天夜里我站在勒勒车旁边看他，他是不是早就知道。他笑说，他睡在外面是为了给我们守夜防狼的，如果有那么大一个人站在他旁边他还不知道，他早就被狼吃了。我听他说到狼，心情又坏了。他赶紧说，现在草原上已经没有狼了，他家的狗刚被他打死，他只好临时充当看家狗的作用，怕万一有狼来。我说：“万一”就说明还是有，北京就不会有这种“万一”。他的眼睛又掠过忧伤，默默地看着我。我最受不了他这种表情，抱着他，忍不住掉眼泪。　
他问我：你怎么这么爱哭呢？我说，在认识他之前，我从来都不哭，就是认识他以后，才成了泪包。可叹的是他不懂什么叫“泪包”，很认真地问我，倒把我逗笑了。　
天色渐暗，我们不去吃晚饭，也不开灯，相拥躺在一张单人床上，他唱歌给我听。他唱了好多蒙古民歌，都非常轻柔，他说在这里不敢唱太高的，怕把别人吓着。那些民歌大多都是古老的蒙语，听起来发音特别神秘，深情而悲凉。我静静地听着，被他的歌声彻底迷倒。唱了一会儿他说，我给你唱一个你能听懂的吧，也是我们蒙古民歌。于是他用汉语唱了一首《诺恩吉雅》，后来我多次去内蒙才知道，这首歌在蒙古人当中特别流行。　
这首歌同样很悲伤：老哈河水长又长，岸边骏马拖着缰。美丽的姑娘诺恩吉雅，出嫁到遥远的地方。他刚唱完一段我就说：你看，你们蒙古姑娘也不愿意嫁到太远的地方去的。他说：如果你是嫁给我，多远的地方都不算远。我不知道是不是男人都这样，一到关键时候都很会说话。　
从天色渐暗到天色渐明，我们一夜没睡，互相有无数的话要说。我给他讲我的童年、我的家庭、我的学校、宿舍，他只给我讲他的童年，他的阿爸阿妈，他对学校和宿舍几乎一点兴趣都没有，只有在我问到他的时候，他才含糊几句。后来他干脆说，他特别讨厌上学。我说：那你还考大学？他说：哎，我们蒙古人也是应该上大学的呀。我们蒙古人吃亏就吃亏在没有上过大学。只有在讲到他感兴趣的事情时，他才会兴致勃勃，无非是骑马射箭，打兔子打狼。我听他说话，怎么都跟“大学生”这个词联系不上。　
天还是亮了。他必须得走，他走的时候没有跟学校请假，我呢，逃了好几堂课，昨晚甚至没有回宿舍住。我忽然跟他一样，痛恨起这个上学。　
我们紧紧地拥抱，难舍难分。他不让我送他去车站，他说不喜欢女人送他，更怕看到我哭他走不了。我答应了。他从背包里拿出一把刀来，说这是他从小就带在身上的腰刀，送给我。我一看，正是我第一次见到他时他挂的那把银色腰刀，刀鞘上镶着红蓝宝石和玛瑙，十分精美。我问他，刀给了我，再来狼时他拿什么防身。他说家里还有别的刀，然后又补充一句：现在草原上真的没有狼。我也想送他点什么，可是身边什么都没带，就把随身听给了他。　
反倒是他先把我送到了宿舍楼门口，拍拍我的肩，什么也没说，转身就走了。我看着他的背影，失魂落魄，恨不能马上就跑过去紧紧地抱住他，告诉他，我不上学了，不要学位了，我现在就到草原上去做他的新娘。　
可是一种比爱情还要强大的力量拉住了我，让我站在那里动弹不得，大概就是广为人们所称颂的“理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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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床上躺了一上午。虽然一夜没睡，却仍然睡不好，老是半睡半醒的，老能听见巴特尔的声音。也不知道是做梦还是幻觉。　
我放下床帘，无力地躺着，手里一直握着巴特尔送给我的那把腰刀。周日，她们都出去了，宿舍里静得没有人气，我感觉到从未有过的孤独。我忽然发现，原来所有人都跟我没有关系，我不关心她们，她们也不关心我，我只有巴特尔。
法律系女生的秘密回忆　第一部分（16）
中午时分，老五从教室回来了，在床帘外面叫我，我无力地答了一声。她问我吃不吃饭，我说不吃。宿舍里只有我们两个人，其他人都进城了。老五把我的床帘掀开，坐在我床边上。也不知为什么，她刚一坐下，我的眼泪就哗哗地流下来了。也许因为她是我生命中唯一一个认识巴特尔，可以跟我讨论巴特尔的人。　
她问我：他走了？我哽咽着点点头。她沉默了一会儿，问巴特尔来干什么。我实话说了。我那个时候还不会讲假话。老五哼了一声说：他可真有意思，想来就来好了，还说什么“蒙古人最守信用”。我替巴特尔辩解说，他真的是想来跟我解释没有给我打电话的事，因为他把我的电话号码弄丢了。老五说：他说你就信？他要是真把你的电话号码弄丢了，只能证明他心里没有你。我没说话，老五又问我们打算怎么办。我说现在还不知道，反正他还有两年才毕业，我还有三年。老五说：我猜他一定会到北京来。我一听这话，很高兴，赶紧问老五为什么。老五说：北京条件多好啊，如果不是为了到北京来，他根本不会喜欢你，他精着呢。老五这样说巴特尔，我觉得非常生气，就说，巴特尔根本不想到北京来，他对北京过敏。他希望我到草原上去。老五撇撇嘴说：别掰啦，他明知道你不可能去草原上才这么说的。我说：我怎么就不可能去草原？老五说：你去草原？住蒙古包？算啦，那地方连我们农村都不如。我看你是浪漫过头了。　
她那些陈词滥调我就不重复了，无非是把曾经说过的话又说了三四遍。我一直听着，不吭声，她别的话我都听不进去，我只听见她在说“巴特尔，巴特尔”，这三个字的魅力盖过了她的所有噪音，我真希望她一直说下去。　
老五说得口干舌燥，看我一直很虚心地听着，大概也有些意外，因为我一般是一听见不同意见就要跳起来的。她有些失望地说：看来你是真对他动了心了，人都变温柔了。我做梦一样地说：他的歌声像是上帝的声音……老五发现了我手里握着的刀，吓一跳，问我手里握的什么，在哪里弄的。我说是巴特尔送给我的，他从小就带在身上的腰刀。我拿出刀来给老五看。刀鞘上红蓝宝石熠熠生辉，拨出刀来，青白的刀刃闪着寒光。老五往后躲了一下说：真吓人。他怎么送这种东西给女孩子？我说：我很喜欢呀，这把刀他一直带着防身的，他把刀给了我，就等于是把半条命给了我。老五神情复杂地看了我一眼，说如果我不去吃饭，她自己去了，然后就走了。　
跟老五这一番讲述巴特尔，我身上倒有了些力量，也不那么伤心了，开始兴致勃勃地想象着他坐的火车开到哪儿了。出了北京城了，过了八达岭了，进了河北了……我想象着巴特尔坐在靠窗的位置，看着北京渐渐远去，正像我想念他一样地想念着我。他也许在听我的随身听，那里面是最新的《MUSIC　HEAVEN》。也许他正在听玛丽亚凯丽撕心裂肺地唱着“I　cant　live　if　living　is　without　you……”，也许他想起了我为他流过那么多眼泪，已经改变了不来北京的念头……　
我真乐观。我马上爬起来给他写信，丝毫没有对我们的未来的担心。我相信只要我们相爱，就一定可以在一起。如果他不做牺牲，我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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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生存环境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前面已经提到，大学不是象牙塔，它有它非常势利的规则。我是一个喜欢游离于规则之外的人，但并不意味着规则会忽略到我的存在。　
我不喜欢讨好老师，也不喜欢讨好同学，我希望独立、自然地生活。为了避免跟老师多打交道，每次考试前我都非常努力，争取不要补考。我不会对老师一脸巴结地笑，我认为那不应该是一个学生面对老师时应该出现的表情。我不想入党，也不想当学生干部，这些机会即使扔到我头上，我也抓不住。刚开始入校时，学生会的文艺部非常有意吸引我，可是在开会和睡午觉之间，我选择了睡午觉，于是这唯一的成为“干部”的机会也丢掉了。　
老师和同学也并不难为我。他们对我很客气。一开始我觉得这样的客气自然而然，时间长了慢慢地知道了原因。说起来俗气得可笑，但这是宿舍里的人帮我总结出来的。我多次逃课，很多老师装聋作哑。上课的时候也不大守规矩，戴着随身听的耳机坐在课堂上。有一阵子我迷溜冰，穿着轮滑上课，咚咚咚咚地跑上楼梯。宿舍里的人分析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