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空军传奇》第15章


“叮呤呤!”常乾坤接过电话。
唐延杰在电话中说,聂司令员讲指挥部希望你们飞机再飞一次,怎么样?
空中阅兵方案送到了苏联顾问手中,这位苏联派来的空军顾问是一个中将,他曾参与了中苏民航第一条航线的开辟工作。他看了方案后,连说不行,飞第二次出了事怎么办?
常乾坤、江油坚持再飞一次的方案。
苏联顾问的意见是对的,飞第二次实在是外行人的意见,太冒险了!
然而,我们的飞行员做到了。
9架P—51野马式战斗机飞过之后,绕一个圈再续上慢腾腾的运输机,第二次通过天安门。
这无疑给自己增加了难度。
邢海帆同战友们彻夜不眠地研究着方案,这是新中国第一次受阅,就是旧中国也没有搞过。更何况五花八门的飞机,各有各的高度,各有各的速度。野马式的P—51翅膀一甩,就窜出400多公里了,而最慢的运输机,才爬行几十公里。就是同一型号的飞机,速度也因零件拆换而不同。除了速度,高度也是一大难关,必须精确计算高度,谁在第一层,谁在第二层,差之毫厘将会失之千里。
空军参加检阅的计划图交到大会筹委会了。四种飞机三个高度,通过检阅的时间精确到秒。航图规定所有的飞机在通县双桥铁塔尖会合,分出高度,编好队形,再飞向天安门。
40年后,《当代中国·空军卷》专门撰定开国大典的空军这一章的陆文至大校坦率地说,开国大典的空中阅兵是个奇迹。别说当时,就是现在也做不到。建国35周年阅兵时,提前一年通知了空军。而那时,只有一个月的提前量。
他们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由于几架P—51战斗机飞了两次,17架飞机就成了26架。
4时35分,开国大典阅兵式的分列式开始,17架飞机分成6个分队,在空中队长邢海帆的号令下,各分队保持规定的高度差、速度和时间,由东向西依次进入航线。
接近东单时,从空中可见地面上的人流和红起,再往前是解放军的坦克部队,铁流滚滚,浩荡前进。
人民解放军的空中机群轰鸣着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30万群众的欢呼声和飞机马达轰鸣声汇合在一起,响彻古都北京,广场上成了欢呼沸腾的海洋。
“我们的飞机编队飞过来了!”
人们凝目向蓝天眺望。只见排列成“人”字型的战斗机、轰炸机、运输机、教练机的机群,在震耳欲聋的引擎声伴随下,展翅出现在天安门广场的上空。
让飞机和坦克同时出现在阅兵场上,是苏联顾问的主意,这是显示人民解放军强大军威的最佳时机。苏联的红场阅兵就是这样的。苏联军事顾问站在观礼台上,不住地点头。
此刻,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主席,缓缓抬起右臂,将手掌搭在了前额上,凝目仰视着天空。周恩来用手指着空中,同毛泽东主席谈笑着。
当17架银白色机翼上染有鲜红“八一”军徽的机群起缓地掠过毛泽东主席的头顶时,他笑了,红润的双颊透出一股令人钦佩的刚毅。
共和国的武装编制中,应该有能展翅跃上云霄的兵种。
在场的外国记者惊呼:中共一夜之间有了自己的空军。
邢海帆第一个驾机通过天安门,他似乎什么也没有想,又似乎想了很多很多。
在这支精干的飞行队中,还有一个被周恩来称作国民党空军旗义的带头人——刘善本将军。自他起义后,国民党空军又先后有43架飞机、100余人投入人民的怀抱。单是刘善本原来所在的大队,7年间就有十几人驾机起义。
就在前几天的9月24日,毛泽东主席宴请傅作义、刘善本和海军的邓兆祥等国民党起义人员时说:“由于国民党军队中一部分爱国军人举行起义,不但加速了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的瓦解,而且使我们有了迅速增强的空军和海军。”
1964年,经毛泽东亲自提名,授予刘善本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少将。
开国大典后的当天下午,飞行员们刚刚返回南苑机场,就接到参加国庆盛大宴会的通知,邢海帆和战友们来不及换下飞行服,就兴高采烈地乘车赶到北京饭店。
盛大的国宴上,周恩来副主席和朱德总司令来到飞行员席前举杯祝酒。
周副主席高兴地说:“你们飞得好!飞得好啊!我们要建设一支强大的人民空军,希望你们努力。”
朱德总司令,举着斟满了酒的酒杯,边与大家碰杯,边高兴地大声说:“我代表毛主席向大家敬酒,现在我这个总司令,是名副其实的陆海空三军总司令了!”
三、陈毅想到了手下的虎将
1949年10月25日,中央军委正式任命刘亚楼为空军司令员,肖华为空军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王秉璋为空军参谋长。11月11日任命原军委航空局局长常乾坤为空军副司令员兼训练部部长,原军委航空局政治委员王弼为空军副政治委员兼工程部部长。
当日,中央军委通告各大军区,各野战军: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现已成立,原军委航空局着即取消,原军委航空局所有干部及业务移交空军接收。”
后来,中央军委确定,1949年11月11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成立日。
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1949年至1950年2月,各军区先后组建了航空处。中央军委赋予航空处的任务是:接收、清理和保管各地国民党空军遗留的航空气材,接收航空技术人员,保护和修建各地的机场和航空修理厂、气象站等,管理各区范围内有关航空运输事宜。
随着空军建设事业的迅速发展,从1950年8月到1951年9月,各军区司令部航空处陆续扩建为华东、东北、华北、西南、中南、西北等6个军区空军司令部,其机构由调入的陆军部队机关和原航空处组成。
上海解放以后,聂凤智当了两个月被他自己说成是“简直是遭殃”的卫戍司令。于1949年的9月到当时刚刚成立的华北军政大学出任了教育长。
1950年7月28日,晚上8点钟,聂凤智等正陪着陈毅在军政大学的游泳池内游泳,一名工作人员急急忙忙地跑来叫喊:
“陈老总,请您接个电话!”
“什么电话这么要紧,打到游泳池来了!”
陈毅一边朝池边游,一边问。
“北京来的。!”
北京?陈毅的心头闪了一下。不是刚从北京回来么?
今天上午,陈毅风尘仆仆地在北京参加完几个重要会议后刚刚回到南京。
陈毅是个大忙人,他身兼华东军区司令、上海市长等党、政、军数个要职,还兼任了华东军政大学的校长和政委。平时,他得不断地上海、南京两头跑。这次到南京,可以说是路过,马上还得到上海去。军政大学的领导向他请示汇报了一整天,立国之初,大事小事,新鲜事陌生事太多了,陈毅简直被“围攻”得喘不过气来。
“我说你们副校长嘛,副政委嘛,大主任大教育长嘛,该作主就作主嘛,怎么一来就抓住人不松手?告个饶,你们招待我游游泳,放松一下,什么事边走边说吧。”
副校长陈士榘、副政委钟朝光、政治部主任余立金、教育长聂凤智当然都求之不得,于是一边继续请示汇报,一边就簇拥着陈毅来到军政大学的游泳池。
游泳可是陈毅从三四岁就学会了的颇为自负颇为得意的一手。尽管这游泳有点像国家元首的“工作午餐”,他还是确实一入游泳池就完全“放松”了。
谁知这劲儿刚上来,却来电话了。
北京来的电话,当然事关重大。他来不及披条毛巾,就朝电话间跑去。
接完电话回来,陈毅的脸色陡然变得不好看,方才的勃勃兴致好像已被扫荡殆尽。谁也不知道电话里说些什么。只听他挂了电话还重重自语:
“怎么搞的嘛!这是组织决定嘛!说好了又不来,朝三暮四!”
回到游泳池边,陈毅找了条大毛巾披着,依然神色不乐。
他凝思着站在那里呐呐自语:
“我就不信华东找不出一个空军司令来!华东有的是人才,很好的人才!”
神态间,似乎有许多沉重、不满和不快。
事后得知,电话是罗荣桓从北京打来的,他告诉陈毅:原定到华东来担任华东军区空军司令的某某人不愿来华东,原来的安排只好改变了,让陈毅立即在华东军区范围内物色一个人选报军委批准。
陈毅站着冷静了一会儿,把目光投入游泳池内。池内,聂凤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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