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科·夏奈尔传》第20章

——她真了不起，利法尔说，真有胆量！一天她被盖世太保叫了去，我陪着她。
这位舞蹈家低下了头，好像听到子弹在他耳边呼啸。
——她把知道的东西都讲了出来，我竭力想让她住口：听着，科科，该往回了，这里不是幼儿园。利法尔接着说，如果她去的是戴高乐将军那里，她也一样会把肚子里的东西都倒出来的。
——他也许会要我在这几天里去看他，科科说，他知道在美国时我叫他阿飞将军。喜欢我的美国人觉得很好笑，英国人也很喜欢我，但法国人却不。
——有些法国人确实不喜欢你，利法尔说。
——我不太喜欢美国人，但我最讨美国人喜欢。和法国人在一起就完了。他们看不起我，认定“有狗跟在我后面”。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这句话很粗野，不是吗？是不是说我不漂亮，是不是说我像条狗？我想，这句话的意思是我有一点别致的韵味，而这恰恰是我所没有的。我没有什么特别的风韵，我知道什么叫特别的韵味，这也是一个可。怕的字眼。说女人和时装时用这个字眼真使法国人丢脸。有狗跟在她后面，她有别致的韵味，还有一些字眼在骚扰我。这些字一说出来就让我恶心。我最后明白了，所谓后面有狗的女人就是在马路上扭着屁股走路的女人。
只要有几块骨头化石就可以使恐龙骨骼复原。用同样的方法也可以使黑暗时期的夏奈尔重现。当然作些努力，多些想象也是需要的。科科回到巴黎是1940年7月底或8月初，其后发生了些什么？没有人知道灾难是怎么发生的。好在战争结束了，大家都回家了，气氛变得宽松了起来。德国人呢？标语牌呢？还有里兹饭店和其他旅馆门前的障碍物呢？是的，这些人和东西都还在，这太奇怪了，但是生活却已重新开始。商店里出售的东西虽然越来越少，但还没有立即显出疲乏，饭店里供应还算充裕，物价也没有马上疯涨，人们都对和平充满幻想。当美国人弗洛伦斯·古尔德在里兹饭店举行盛大的文学晚会时，尽管被邀请的人中还有一些德国人，尤其是控制当时出版物、名垂法国文学史、赫然有名的海勒中尉，最令人瞩目的作家们还是应邀出席了晚会。
政治上的问题是怎么出现的？纳粹德国用飞机和坦克在4天内就战胜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占领了整个欧洲。德国和红色俄国签订了一项条约（按照苏维埃茨克和平条约退回到瓦格拉姆）。英国人能干些什么呢？美国还在向英国提供武器，由海军的潜艇运送。到什么时候才停止？11月，美国选出了新总统：罗斯福。他在竞选时保证不派士兵到海外去作战，那么英国一个国家能有什么作为呢？
法国就是在这种气氛中缓过气来的。在这种气氛中产生附敌政策有什么奇怪呢？对于整个民族来说，这种政策目的是什么？生存。大部分法国人都懂得这个道理。对科科来说，这是理所当然的。德国人来了？别让他们进来，当人们指责阿尔莱蒂爱上了一个德国人时，她这么说道。应当指出的是，科科在这时没有重振她的事业，尽管对于她来说，这是轻而易举的事。
“战争期间，”她说，“夏奈尔公司每天只能卖出20来瓶香水。开门时门口排着队，主要是德国士兵。看到他们我笑了。可怜的笨蛋，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将空手回去。我想，如果美国人来了情况也会是一样的。”
如果美国人来了…在她重新住进里兹饭店的小套间时，还没有迹象可以看出他们会在4年后出现在巴黎。一次，在与塞尔日·利法尔一起午餐时，我们谈到了一位服装设计师。
——这个家伙！利法尔激动地说，整个战争期间他一直投靠敌人。恩泰尔和他，都是德国方面的人，但解放了，他们却以抵抗运动战士的面貌出现！4年来，我看见他们一直和德国人打得火热。这两个人是抵抗运动战士！没有人会像科科有勇气说出这样的话。
——我对两人中的一个说，亲爱的，抵抗运动唯一的女战士是我。
——利法尔说，是的，你的公司关了门，而别人还在营业，德国人要他们做什么他们就做什么。
——德国人付钱，听说他们是用我们的钱付的。停战协定要我们把这些钱吐出来，这些钱是他们的。
她讲了当时大家都这么说的一个故事。一天戈林元帅走进她的一家大首饰店，她让一位负责人接待他。
——元帅先生，我们已没有什么好东西给您看了，但是，如果您需要的话，我们可以……
——没关系。现在是战争时期，没有人买贵重首饰。我来这里是为了让年轻人（随行军官）开开眼界，看看法国人的高超手艺，让他们学会欣赏你们的手表。
这时，科科匆忙拿出一些豪华手表。对这些手表我毫无印象，不想让它们占据我的回忆，我只对戈林感兴趣。
——元帅先生，您真的不想买什么吗？
——如果你们有不太贵的纪念品，我也许会买一件让我的夫人高兴高兴。
一只手表呈在戈林眼前。
——这是一只镶绿宝石的手表，科科说，不太贵。
戈林没有带钱。
——我叫人明天来取。
——没关系，元帅先生，拿着，钱您方便时付吧。
——他拿走了手表，科科说，但是5分钟后，钱就来了。
——当然聘，利法尔说，戈林怎么会不付钱呢？他连半个欧洲都能买下来。
科科讲的这些话中最先使人震惊的是什么？是可怕的头脑胡涂。什么东西最重要？是钱！戈林有钱，是德国人拿走了我们的钱？不，钱是他们的，我们战败了，应当付钱。四分之一世纪后，她原封不动、毫不修改地重提了当年的反响。她没有变，并不认为有必要把阴影抹去。她从来不觉得她在黑暗的年代里的行为会受人贬低。受谁的贬低？她该向谁说清这些事呢？
“我是世界上最时髦的女人。”
她不无自负地对我说，她有一个证明：路易十四曾经说过他是靠神权统治国家的，如果他的军队打了败仗，太阳王也会立刻和战胜者谈判的。科科就是有这种品质。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使她害怕。面对头戴钢盔的哨兵和里兹饭店前的障碍，她还是夏奈尔小姐。她的才华、荣誉还有金钱保护了她。那时她已有许多钱了。
“我眼中没有德国人。一个木太丑的女人居然对他们视而不见，真使他们有点不好受。”
她乘坐地铁。
“地铁不像人们说的那样气味难闻。德国人怕瘟疫，叫人在地铁里撒玻璃屑。”
她对德国人的秩序、纪律十分欣赏。对德国人的工作又是如何呢？
“德国人比法国人有教养，”她说，“他们对科克托的作品不屑一顾，因为他们知道他的作品都是装腔作势吓唬人的。”
她有一位德国情人：丁克拉格男爵。她认识他已经好久了。这位多维尔的马球运动员比快60岁的科科小10岁。里宾特洛甫为了改善人们因为希特勒的大喊大叫和纳粹的暴行而形成的对德国的印象，向巴黎和伦敦派遣了亲善使团，丁克拉格就是其中一员。他曾经使一位极其富有、美貌无比而且百分之百非雅里安血统的巴黎女人对他十分倾心。这个巴黎女人在1940年和她的丈夫一起离开了法国。朋友们给男爵起了个绰号：麻雀。他们住进了自己的寓所。1918年德国战败，斯巴达克同盟①叫嚷要在柏林点燃红色革命之火，引起了联合起来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协约国的巨大恐慌。丁克拉格为了保住这套房子，与斯巴达克同盟奋勇作战，时年20岁。这段回忆已经很遥远，男爵已经改变了生活，他变得喜欢舒适，喜欢能安享舒适生活的女人。
在巴黎时，丁克拉格在监督纺织品生产的政府部门任职。皮埃尔·巴尔曼对我说，德国人为他们在1940年取得的胜利所陶醉。他们有许多计划，其中有一项是要把柏林变成新欧洲的时装之都。他们为什么要在巴黎从衰退、奴化、受犹太人影响很深的法国人那里寻找灵感呢？当然，巴黎有不少机会主义者赞同这项计划，并且愿意为实现这一计划出力。但是，如果能把当时乘北方特快在巴黎和柏林之间穿梭往来的人的名字找出来，那么人们也许在惊奇之余还会感到一点不愉快。
巴尔曼和克里斯汀·迪奥当时都在服装设计师勒隆手下工作。勒隆大战后重新雇用他们时减少了他们的工资。他们为法国作出了牺牲。应当挺住才能拯救法国的时装业。生意做得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