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纬度战栗》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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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从政治色彩上来说，应该是最中性、最恬和的了。
李敏分家在省城著名的大列巴巷中。那里曾经是一片高地。高地上曾经筑有中国最早的一条铁路。铁路两旁生长着一片茂密的白杨林。铁路早拆除了，迁移了，白杨林却依然还生长着。后起的巷子看起来却和白杨林同样古老。因此，很难说得清是巷子建在白杨深处，还是白杨长在巷子深处。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你现在走遍整个省城，已经很难再找得到长得如此高大粗壮茂密的白杨林了，也很难再找得到特点如此鲜明纯正的俄罗斯“木刻楞”小木屋了。这样一种小木屋，你在中国整个高纬度地带，比如说，即便上哈尔滨，也不多见了。而李敏分住的就是这样一幢小木屋，外带一个不算小的“小院儿”。
那天谈完话出来，已经过了吃晚饭时间。天色擦黑。初春潮湿的林下风再度变得阴冷生硬。但邵长水却浑身燥热，像一个高烧中的病人似的，止不住地战栗着，甚至战栗到上下牙齿都在捉对嗑击。他只能紧紧地抱住自己，一边往外走，一边不断地回顾那耸起在栅栏和杂草丛中的铁皮屋顶和高大的砖砌烟囱，不断地回顾李敏分家那幽暗宽大的雕花木窗户，整个人都处在一种从未有过的昂奋和茫然之中。他不知道自己到底在昂奋什么，更说不清那种莫名其妙的茫然感又从何而来。但当时他就是不能让自己平静下来，也不能从茫然中清醒过来。已然三张开外、好歹也当了一二十年刑警的他，真还没这么“昂奋”和“茫然”过。走出不多远，他便在无比寂静的白杨林中呆立了下来。呆立了好大一会儿，他才慢慢明白过来，这种昂奋和茫然居然来自于自己内心的一种“对抗”。在潜意识中，他没法让自己真正相信刚才李前主任跟他讲的那一切都是真实的，是已经发生的。他不相信，也不愿意相信它们是“真实”的。但他又必须承认它们是真实的，必须承认这一切不仅已经发生了，并且还在进行之中。正是这种突然发生在内心深处的“自我对抗”，骤然间把他推到了一个风光无比美好，但确实又面临万丈深渊的悬崖边上，让他一时间陷入了一种自己无法控制的兴奋和恐惧的心理漩涡中。
邵长水是伐木工的后代，父母和弟妹至今还在林区安着家。前边说过，他为人憨厚，勤谨，听话，本分，但又非常肯干，非常聪明，还愿意学习。这些特点决定了他前半生的人生之路走得相当的顺畅。高中毕业，成绩极其优异的他本来满可以去考全国重点大学，但出于家境和生活压力，也出于一种本能和直觉的选择，他考了省警校。很重要的原因，省警校不仅免去一切学杂费用，每月还有相当数量的津贴发放。除此以外，小小年纪的他，当时直觉到，像他这样没有任何家庭背景和社会关系的人，只有当警察，今后才能不受欺负，也才会有一点可能去为别人办一点自己想办的事。（他的确是一个很愿意为人办事的人。）警校毕业，他被分回到偏僻的林区公安分局，当了一名刑警，而且就在这偏僻的经常会发生一些恶性大案的深山老林里，接连侦破了几起全省挂号的命案，很快引起了上头的注意，被提起来当了刑侦中队的中队副。那年他还不满二十二岁。后来就一直很顺，基本上两年一个台阶，一路往上走，一直到县局副局长任上，又赶上个好时机，被荐送到公安大学深造，去年调回省警校，搞了一段时间的刑事侦查教学和理论研究。前不久又接到调令，让他到省公安厅刑侦总队报到，内定了要他担任大要案支队的支队长一职。
人说，当警察的时间长了，老在管别人，老在跟坏人打交道，老在接触社会阴暗面，一般都会发生两种变化：一种，因此看透社会，看穿人生，人就会变油，内心会变得阴暗沉重简单粗暴；另一种，即便不变油，也会变得机械单一，脑子里除了种种法规条文框框，就是上级领导的种种指令和要求。在他们眼里，几乎所有的人都是有问题的，都是需要管教的和管治的。有人说笑话，说警察谈恋爱，跟女方头一回见面，说的第一句话一定会是：“请出示你的身份证。”这两种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实际上都说得有些片面。说这种话的人其实并不真正了解警察。多数的警察，心灵都处在一种激烈的对抗之中。他们既要对抗在执法过程中必然遭遇的社会黑暗（阴暗）面和权利交易的侵蚀和漫洇，又要对抗自己内心由此可能发生的种种畸变。对抗的结果，最终将决定你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警察。可以说，一切都在过程之中。而邵长水却属于这样一种人，置“对抗”和“过程”于不顾，把“结果”看得高于一切。也就是说，他在过程的“对抗”中，可以不惜一切代价，不计任何得失，由它去俯仰跌宕闪失，而他只想维护一个结果：让自己做一个称职的好警察。这种质朴和单一，不能说跟他从小在林区长大没有必然的关联。你只要知道这一点，就可以充分理解这种关联了：不管在什么场合什么情况下，只要一看到巍峨大山，连绵丛林，他内心都会禁不住地打战，都会立即收敛起天性中本有的那一点点张扬，不自觉地变得沉默和固执起来。他潜意识地确信，人一生中有些事的结局跟亿万年都绝不动摇一点的大山一样，是不可变更的。而对于他邵长水来说，结局也只能有一个，那就是做一个好警察。他不想东张西望，也绝不旁骛另就。
我再给你举一个例子，你就可以了解他这个人了。三十多岁的他，按时下流行的算法，绝对还应该算是个“年轻人”和“年轻干部”吧。年轻人是易变的。他也曾在县公安局很风光地当过领导，在省警校当过让许多人赞羡的刑事侦查教研室主任，南来北往，东奔西跑，大小场面大小事情也都经历过不少，按说你不应该再在他身上找到原有的“土腥味儿”和“大碴子味儿”。不。直到现在，清早起来，他最想喝的还是掺和了小豆煮的苞米碴子粥，是焦黄喷香的贴饼子，假如能再有一碟小咸鱼和半碗加了许多蒜和辣椒腌制出来的酸白菜，他就觉得比去东京参加国际刑警年会，住在五星级的涩谷大饭店里吃的那几顿银光闪烁、发散着牛油或大酱汤气味的“乱七八糟”的早餐，要酣畅淋漓舒服熨帖许多。在当县公安局领导那两年里，别人给他送啥礼，他都让秘书给退了。但他会亲自打电话给县里专门出产黑小豆的六五六农场场长，让他们往他家给送那一煮就面，一面就粘，一粘就既养胃又补气的黑小豆来。当然，他之所以敢这么“直接打电话去要东西”，还有这样一层关系衬着，那位六五六农场的场长是他当年上小学时的同班同学。
也许同样是因为了这种“质朴”和“单一”，在某些人眼里，他稍稍显得有点“木”，有点“一根筋儿”，而在另一些人看来，他表露的其实是一种标准的“中国式农民”的狡黠，像是在“装傻”。不管说他是“一根筋儿”，还是说他在“装傻”，这些人指的都是他这么一个特点：在人生的某一阶段，他只关心在这一阶段里，该他关心、允许他关心的那些人和事。所以，他在当警员的时候，绝对不去掺和中队长们如何“勾心斗角”。他在当中队长的时候，谁上他跟前来说大队长和局长们的坏话，他都不听，还会特别认真地劝你不要到处去乱说。等他当了局长，上省厅来参加省公安工作会议，多数局长在会余时间，都会安排一系列的交际和应酬活动，为自己，也为本单位下一步的发展，争取更多的方便条件，开拓更大的发展空间，他却很少这么干，甚至可以说，基本不会去这么干。最多也就是提溜几瓶用当地一种野果子酿制的特产酒（有时也会带几根直接从山里药农手中收购来的野山参），上厅长和主管刑侦工作的副厅长家去看望一下，当然更不会想到要掏钱请财政局和政法委的什么人去某个洗浴休闲中心，去摁一下或搓一下。
调到省警校当刑侦教研室主任，就一心扑在教学和研究工作上，带领一帮学员，把教研室积攒了多年、一直没决心去整理的几百起大案要案的原始资料复印件，分门别类地整理了出来，而对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