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变诡异的中国古代权术》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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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在其著名的《隆中对》中对曹操取得胜利的原因曾作了如下的评述：“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者，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对曹操的权谋给予了很高的评价。陈寿也评论道：“汉末，天下大乱，雄豪并起，而袁绍虎视四州，强盛莫敌。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赅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
蒋介石乳名瑞元，学名志清，字介石。后来他追随孙中山，改名中正。1907年入保定陆军速成学堂，第二年即赴日本学习军事。在日本，他结识了陈其美，并与之结为异姓兄弟。由陈其美介绍，他加入了同盟会。1911年武昌起义以后，蒋介石回国，追随沪军都督陈其美，在他手下任团长。随后蒋介石借助陈其美的关系，投奔孙中山。1918年，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援闽粤军第二支队司令，后升任粤军第二军参谋长。但蒋介石感到自己没有实权，向孙中山辞职，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做证券交易。1922年，陈炯明突然发动政变，率部炮轰广州孙中山总统府。孙中山急电蒋介石：“盼速来。”蒋介石迅即赶赴广州，登上孙中山座舰永丰舰，协助孙中山反击陈炯明。蒋介石侍立孙中山左右，与他共患难，同生死，并护送孙中山离粤返沪。蒋介石不失时机地利用这一机会，写了《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请孙中山作序。于是蒋介石声名鹊起，得到孙中山的信任。
陈炯明叛变以后，孙中山在共产国际、苏俄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开始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与苏联的关系日臻密切。1923年，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建议孙中山派出“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访苏。蒋介石得知这一信息后，对访苏表示出极大的兴趣，他给大元帅府秘书长杨庶堪去函，表示：“为今之计，舍允我赴欧外，则弟以为无一事是我中正所能办者。”孙中山准允了他的请求，任命他为“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团长，赴苏联访问。蒋介石在苏期间，着重考察军事，参观了红军的许多军事院校。他还拜见了绝大多数苏联的领袖人物，处处同共产党人以“同志”相称呼。这时的蒋介石俨然是一个红透了心的革命左派。
但是在1924年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蒋介石居然连一个代表的资格都没有。而毛泽东却被国民党“一大”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其实，并不是孙中山故意冷落蒋介石，而是对他另有任职。孙中山从多年的失败中，深感国民党必须要有一支自己的军队，在苏联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决定在广东黄埔建立陆军军官学校。孙中山认为蒋介石在日本学过军事，是一位将才，因而希望他专心办军事，并没有把他当做一个政治活动家。1924年1月24日，孙中山宣布成立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任命蒋介石为委员长。但此时的蒋介石似乎并未意识到这一职务对于掌握军权的重要性，他对自己没能当上“一大”代表、未被选为中央委员还耿耿于怀。同时他也不满意自己只是被任命为黄埔军校的副校长，而校长则是程潜。种种不满郁积于心，于是他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递交了一份辞呈，未获允准，便回老家溪口去了。没过几天，孙中山就给他发来一封电报，请他速来黄埔军校“主持校务”。蒋介石立即回电孙中山，向他陈述了辞呈未准，便拂然而行的缘由：“受人妒忌排挤，积成嫌隙，由来者渐，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后来廖仲恺连发三封电报，孙中山又委任他为黄埔军校校长兼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他才赴任。后来，他才从《曾胡治兵语录》中认识到掌握军权的重要性，尽心治理军校，培植个人势力。蒋介石办黄埔军校，完全以苏联红军为榜样，在军队中建立了政治委员的制度，实行军事和政治并重的教育方针，为后来国共双方都培养了一大批军事和政治的骨干。此后他一直喜欢他的老部下称呼他为“校长”，表明他与各军将领的师生关系。蒋介石任黄埔军校校长，是他控制军权的开始，成为他一生政治生涯的转折点。
蒋介石当时羽翼未丰，实力尚弱，在国民党中的地位比较低下。当时国民党内有许多元老，没有多少人看得上他蒋介石。从1924年到1926年，富有政治野心的蒋介石在夺取最高权力的过程中，常常感到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他在日记中曾这样写道：近来环境恶劣，有加无已，而各方怀疑渐集，积怨丛生，部下思想不能一致，个人意向亦难确定，而安乐非可与。
单枪匹马，前虎后狼，孤孽颠危，此吾今日之环境也。
近日反蒋传单不一，疑我、谤我、忌我、诬我、排我、害我者渐次显明，遇此拂逆之来，精神虽受打击，而心志益加坚强。
这些表白反映了一个有着政治野心、深谙权谋之道的人，他的心理处于紧张的状态，显得异常敏感、焦躁不安。他感到处处有暗礁，人人是敌人。他深知，要想发展自己的势力，提高自己的声望和影响，只能迎合革命潮流，拥护孙中山，拥护孙中山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所以在那时，蒋介石常常满口的革命词句，喊得比谁都要响亮。他高谈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说中国不但要打倒地主，而且还要打倒资本家，“为无产阶级而奋斗”。甚至说：“以完成我国民革命之责任，直接以实现我总理之三民主义，暨间接以实现国际之共产主义也。”（蒋介石：《三民主义信徒与共产主义信徒非联合一致不能完成国民革命》，1925年12月。转引自《中国政党史》第205页。）他也高谈“联俄、联共”政策。他在1925年11月7日纪念十月革命的一次大会上曾发表了如下一段十分动听的演说：叫先进国的苏俄来指导我们中国的革命，我们世界革命中的中国革命党员，实是愿意接受的，而且是应该接受的。去年总理将要北上的时候，对我不但是有面谕，而且是有手谕。总理的面谕说是：“鲍罗廷同志的主张，就是我的主张；凡是政治上的事总要容纳他的主张，你要听他的主张，要像听我的主张一个样子才好。”……我们实行总理遗嘱，不是在形式上的，若要真正的实行遗嘱，要真正的革命成功，一定要照俄国革命的方法去做，才是总理真正的信徒。蒋介石：《在汕头东征军总指挥部宴会席上纪念十月革命演说》，1925年11月7日，《政治周报》第四期。转引自《中国政党史》第206页。
他也大谈与共产党联合的问题，说：“国民党的同志，对于共产党的同志，尤其不可有反对，因为我们要晓得，‘反共产’的口号，是帝国主义者用来中伤我们的。如果我们也跟着唱‘反共产’的口号，这不是中了帝国主义的毒计么？”“总理决定下来的主张，我们是不可违背的。如果不然，就无论你如何信仰三民主义也是假的了。因为总理容纳共产党加入本党，是要团结革命分子，如果我们反对这个主张，就是要拆散革命团体，岂不是革命党罪人？”（蒋介石：《在黄埔军校特别党部第三届执行委员选举大会上的演说词》，1925年9月。转引自《中国政党史》第206页。）当时蒋介石革命的口号喊得比谁都要响亮，革命的姿态比谁都要左，难怪当时国民党的西山会议派也以为蒋介石是一个左派。但这只不过是蒋介石台面上的表演，是一种政治权术，而实际上他对黄埔军校中的中共党员是极力提防，处处加以限制。当时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回忆说：“当时黄埔军校有六百学生，大部分是我党从各省秘密活动来的左倾青年，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