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变诡异的中国古代权术》第5章

“无为而治”是道家的政治哲学，主要是说统治者应尽量克制欲望，不要劳民扰民，对政事少干预，顺其自然，垂拱而治，这样做就会收到“无为而无不为”的效果，使社会得到大治。后来，他们进一步把这一原则用在君臣关系方面，于是便发展成一套颇具特色的帝王权术学。我国著名史学家钱穆先生指出：“‘无为而无不为’、‘后其身而身先’，此乃完全在人事利害得失上着眼，完全在应付权谋上打算也。”钱穆：《庄老通辨》卷中《道家政治思想考》。马来西亚大学的郑良树先生也认为“无不为”是权谋之术。不过他进一步指出：“大概《韩非子》在解释《老子》、利用《老子》之际，于老子‘无为’思想别有会心的了解，乃创立‘人君无为，臣下无不为’的政治法术。后人不察，竟以此权谋法术加在老子朴素的哲学上。”郑良树：《论帛书本老子》，《竹简帛书论文集》。
这一帝王权术的内容，首先是指君主不要亲自处理政务，而是指挥臣下干一切事情，使自己处在虚静无为的地位，垂拱而治。君主逞能恃才，事必躬亲，其实并不表明君主的聪明，反倒表现出君主的无本事和低能。法家认为，如果人君亲自处理一切政务，这是代臣下蒙劳负任，而臣下反而无所事事，享受安逸。这样，君主就把自己降到臣下的地位了。另外，君主处处争先逞能，容易把自己的一切长短优劣都暴露给臣下，而使君主失去主动权，处于被动的尴尬地位。君主的职责是用臣，而不是代臣下办事。君主如果能够像汉高祖那样善于用将，善于任用和指挥天下最有才智的人为其尽力，这才是最高明的统治艺术。韩非说：明君在上行无为之道，群臣在下则竦惧而不敢为非。明君之道，使智者尽其思虑，而君主因之以断事，故君之智慧无穷；使贤者贡献才能，君主因而任之，故君之才能无穷；办事有功则君主受贤名，有过则臣下承担罪责，故君之声誉无穷。如此，君主虽不贤，可为贤者之师；君主虽不智，可为智者之准则。能使臣任其劳，而君有其成功，此即君主之常法。为君之道在于使臣下无从观测，无从知晓。君主虚静无为，暗中观察臣下的过失，见若不见，闻若不闻，知若不知；知其言则验其言行是否一致，每一官职设一人，无令其相互通气，则万物之情尽显。君主要掩盖行迹，隐匿念头，使臣下无从推测；去掉智巧，不显才能，臣下就无从揣度。不泄露意图而考核臣下是否与我一致，谨慎而牢固地执掌权柄。杜绝臣下的欲望，破除臣下的意欲，无使其贪求我之权柄……为君之道，以静退为贵，不亲操事务而知臣下办事之巧拙，不亲自谋虑而知臣下之谋虑是祸是福。（《韩非子·主道》。）韩非的这一段议论把这种“无为而治”的要旨讲得非常明白。在法家眼里，无为之术是君主驾驭臣下的一种特殊手段。这一权术的特点就在于：君主在驾驭臣下时，要处在虚、静的地位，以虚制实，以静制动，大智若愚，以“无为”而达到“无不为”。这一权术的内容可以归纳为以下五个方面：其一，君主要深居简出，神出鬼没，隐蔽自己的行踪，使自己在臣下的心目中充满着高深莫测的神秘感。这种神秘感会对臣下产生巨大的威慑力量。在这方面秦始皇最为典型。他经常变换居住的宫室，严禁侍从把他的言行透露给大臣。侍从违令，泄露了他的行踪，就要被处死。汉武帝经常潜游离馆，外朝官难以面见帝王，凡请奏机宜，多由宦官充任，这就增强了汉武帝的神秘性。明世宗十几年不见大臣，有一次，他在内廷召见大臣，几位大臣战战兢兢，诚惶诚恐。世宗听了汇报后，感到不满，哼了一声，一位大臣当即吓得屎尿失禁，秽气熏天，被内侍拖出了内廷。
其二，君主对任何事情都不要事先表态，不要流露出自己的意向。只要君主有任何意向性的表示，臣下都会钻空子，或乘机使诈，这样一来，人主就难免受到迷惑。君主应该尽量让臣下发表意见，让他们尽力去做，自己则冷眼旁观，不露声色，不置可否，在暗中观察臣下的一举一动，伺机捕捉臣下的过失。这就是韩非所主张的“虚静无事，以暗观疵”之术。
其三，君主不要显示自己的欲望，不要随便表示自己的好恶。韩非说，君主不要显示自己的欲望，若君主显示出欲望，臣下将千方百计满足君主的欲望以献媚；君主不要暴露心意，若君主暴露心意，臣下将显示其异能以投其所好。所以君主能隐蔽好恶之情，臣下就能现出本质。臣下总是要千方百计地伺察君主的欲望和好恶，然后投其所好，设诱饵以钓之。据说，燕昭王爱说梦话，为了不把自己的心思泄露给侍从，经常独寝一室。
其四，用权术参验群臣，以察奸邪。韩非对君主参验臣下的权术列举得非常详细，其大意是：参听众人之言，以知其是否忠诚；改易臣下任职之地及其职位，以观其实际才能；根据现有的事实推测审查其隐私隐情，举其往事以知其现状；通过亲昵之人而探其内情；以诡谲之道而使之，以杜绝其渎慢行为；故意说错话、说反话、做错事，试探所怀疑的人，以得奸情；派间谍监视、伺察专任之臣；扬言欲做某事，以察奸人动静；故意显示意欲好恶，以观察人臣的正直或谄谀；臣下结成朋党，则从中挑拨离间，制造事端，使其内部争斗，以散其党羽；详尽掌握一事的原委细节，以惊惧臣下之心，等等。隋文帝就曾派人向官吏行贿，凡接受贿赂者皆处以重刑。唐太宗为了考察官吏是否廉洁，也密使左右向掌管全国关卡通行以及赋税事务的司农令史行贿。该人受绢一匹，就以贿赂之罪杀之。宋太宗即位之初，为了考察臣下处理刑事案件是否公正，用权威镇服臣下，令侍从用自己的佩刀杀死一个在富户门前无理取闹的乞丐，然后弃刀而去。案件上报朝廷，太宗下令严加搜查，务必缉拿凶犯。官府以刀为证据而判该富户犯有杀人罪。刑官将审理结果上奏朝廷，太宗问：“该犯服其罪吗？”刑官答曰：“服矣。”太宗令献上刀来，又叫内侍取来自己的刀鞘，对刑官说：“此为朕所佩之刀，乞丐实为朕使人所杀，你如何冤枉好人？”《宋人轶事汇编》卷一《太宗》。满朝文武大臣始知太宗治臣有术。
其五，君主驾驭臣下要诡诈多变，出其不意，使其防不胜防，因而不得不慑服于君主的威势。楚汉战争时，张耳、韩信统帅汉军救赵。一天早晨，刘邦带领侍从突然驰入军营。张耳、韩信尚在睡梦之中。刘邦直入其卧室收夺其印信符节，然后才召集众将听令。张耳、韩信从梦中醒来，方知汉王来临，不禁大惊失色。汉王遂命令张耳守赵地，同时拜韩信为相国，全权统兵进攻齐地。刘邦的诡诈之术，就连韩信也佩服之至，由衷地称颂他“善于将将”。
总之，这种“无为之术”，其实质就是如何玩弄权术，搞阴谋诡计，愚弄臣下。历代帝王对这套东西非常欣赏，奉为圭臬。他们在统治过程中，无不熟练地运用这些权术，纵横捭阖。就连唐太宗这样一位被历代士大夫奉为至圣至仁的明君，虽然极力主张对臣下推心置腹，以诚相待，但在其晚年，也多次运用权术驾驭臣下。这是因为在集权专制的封建时代，皇权与其他集团之间始终存在着矛盾冲突，皇权的至尊无上和不容染指，决定了君臣关系中存在阴谋权术的必然性。
汉光武帝的这套“柔道”政治后来完全为宋太祖所采纳。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就是这套“柔道”政治的最好的运用。
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夺取后周政权后，先后击溃了后周残余势力李筠和李重进的反叛，基本巩固了北宋王朝的统治。随后，宋太祖就着手考虑如何革除五代时期骄兵悍将任意废立主上的弊端，采取切实措施加强中央集权。宋太祖既然是通过兵变夺取政权的，因而对手下那班参与兵变的功臣们总是心有余悸，时时怀有警惕之心。他有一句名言：“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这虽然是针对南唐政权而言的，却也把他对功臣的戒备之心表露得淋漓尽致。对南唐可以用武力征伐，但对手下的开国元勋则不能采用同样的手法。深谙机谋的宋太祖对此是非常清楚的。
赵匡胤在后周时曾任殿前都点检。他利用社会上流行的“点检作天子”的民谣，发动陈桥兵变，登基为帝，建立了宋朝。他即位以后，曾任命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