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级簿》第4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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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调查中有两点重要发现。一是我们记录了更多的妇女患艾滋病的病例，它们要远远多于美国或欧洲，在那里，男性同性恋者得病的数字与此是不相称的。另一是我们开始发现，性伴侣的多少和传染率之间有直接的相互关系。这个发现和医生们在艾滋病早期流行时在旧金山看到的男性同性恋者的情况相似。当我们承认这种疾病是由于性传染而扩散时，令我们惊讶的是，在扎伊尔，这种病几乎全由正常的异性性交的扩散。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同性传染。我们的调查所揭示的只不过是金沙萨男人的传染比例相对少些。看来同样的情况出现在非洲大部分地区。当然，在扎伊尔还没有像在西方国家那样成立有组织的，或公开的同性恋团体。另一方面，对比西方国家，异性接触在非洲是常见的，并相对地不受社会约束，至少对男人是这样。
我们在金沙萨的发现得到整个在非洲进行的类似调查所得结果的支持，特别是在卢旺达。现在世界必须面临一个令人不安和吃惊的现实。我们对我们发现的结果进行思考，并加以仔细讨论。有一切理由相信，在金沙萨发现了异性传染的艾滋病，那么就完全有可能在世界上其他地方发现它。直到这个时候，特别在美国，艾滋病几乎完全只和同性恋者、吸毒者以及其他边缘地区的人群有关。它被认为不会影响到“主流”人群。
1984年，我们的调查和一个由范·德·皮尔（Van　der　Peer）率领的比利时调查组在卢旺达出版了我们所作的结论。它登载在美国历史悠久的医学杂志《刺胳针》上。这篇文章将改变人们对艾滋病的看法。回顾非洲情况之后，我们提出一个问题：“下一个10年中，西方国家艾滋病的情况会不会也是这样的呢？”
当时对有些人来说，这样一个问题的本身就是侮辱性的。但是今天我们知道，对西方许多国家而言，回答是：“对的”。1996年，艾滋病是年龄在25至40岁的妇女中主要的死亡原因。
我给“疾病控制中心”主任的报告中，认为艾滋病是扎伊尔的地方性流行病，70年代中期以来可能便已存在。我的结论是，根据医生曾经遇到很多未能确诊的体重下降和痢疾病例，结果患者无例外地在10年以后死亡。虽然他们把这种病归因于结核病，但是回想起来，死因或许和艾滋病有关。在报告中最为引起争论的部分里，我把这种疾病在扎伊尔的特征说成是由异性接触传播。并且还说，没有证据说明同性性关系或吸毒在传播上起任何重要作用。我建议“疾病控制中心”和扎伊尔卫生部进行长期合作，在该国建立监测系统。最后，我向世界卫生组织呼吁在金沙萨或邻近的刚果希拉柴维尔就这个问题召开一次研究会。这些建议后来都被采纳了。
11月8日，我回到亚特兰大并立即向我的主任加里·诺布尔（Gary　Noble）及传染病中心主任沃尔特·多德尔（Wa1ierDowdle）作了报告。听我说完后，他们两人都同意我应会见“疾病控制中心”主任比尔·福奇（BiII　F0ege）。就在这一年，福奇博士作为该机构的领导人，已经宣布离任。他的继任人詹姆斯·悔森（James　Mason）恰好那天来访问“疾病控制中心”，所以也被请参加会议。此外，人体免疫缺损病毒艾滋病（HIV／AIDS）分部主任吉姆·古伦（Jim　Curran）和“病毒性疾病”分部主任费雷德·墨菲（Fred　Murphy）也参加了会议。运气使那些和“疾病控制中心”有联系的、研究艾滋病的主要角色在同一地点和时间相聚一堂。
比尔·福奇曾在非洲生活和工作过，因此立即意识到我们所面临的形势是多么严重。他决定我们应给卫生部助理部长爱德华·希兰特（Edward　Brandt）打电话。我于是和他拉上了对讲机。我不知道他是何许人——只知道他是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任命的——我也不知道他会怎样答复我。我向他描述我们的数据，概括我们得出的主要结论。我尽量把一切说得简单明了。
电话的另一头出现了长时间的沉默。
希兰特开始说，我一定完全都弄错了。
他说：“你们的发现一定有另外的解释。你们是否考虑过其它疾病媒介？比如蚊虫？”
对他来说，讲蚊虫比讲性的问题显然更容易些。
“我不认为我们取得的证据支持关于蚊虫的说法，先生。”我说道，“至今为止，我们在儿童中很少发现有这种病。儿童受蚊虫叮咬的次数和成年人一样，可能还多些。这就是为什么儿童患疟疾要比成人多得多。如果艾滋病是蚊虫传播的，我们不会在人群中看到这种有规则的分布，至于疟疾，你可以看到一个无规则的分布。我们知道，任何人都可以患疟疾；只是取决于谁被蚊虫咬过。但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种疾病具有明显的感染链，并且是围绕着性接触。在儿童或老年人中没有发生任何这种情况。
我认为我的解释是充分说理的，却未能动摇希兰特。他似乎决心要提出另外的理论，只要让异性患者摆脱与艾滋病的关系就行。我们的谈话约20分钟，但可以说没有给他留下任何印象。我被华盛顿方面那样深度的不信任——或者，还不如说是否定——弄得不知所措。当然，当时在场的每个人和我都理解我们提出的证据具有使人不得不信的本质，并认识到迫切需要采取行动。
明显地，行政当局的结论是很不同的。这是里根的时代。如果需要对艾滋病作出解释的话，那么这种解释似乎必须是政治的和社会的要比我们所提供的更能被接受。选民们将会不喜欢我们的信息。他们较为乐意接受“同性恋瘟疫”的概念；公众开始了解这种疾病时，他们就是这样给定名的，这个概念带有自我满足和丑恶的道德主义的味道。我们所建议的是，告诉他们，艾滋病的确是一种瘟疫，对于它无人能够免疫。
由于坚决拒绝承认艾滋病危机的真正范围，里根当局使它自己成为病毒的同盟者。又过了一年，华盛顿方面的政策才开始转变，任命C·埃弗里特·库普（C·EverettKoop）为公共卫生局医务长官。库普，一位政治上的保守派，对正确和错误有强烈的爱憎感，是一位伟大的医生和客观的科学家。他拒绝以思想意识来殆污公共卫生事业。
两年后的1987年，我参加了后来很有名的“波托马克河会议”（Meetng　onthePotomac）。那是在河边的漂亮的帐蓬里举行的。我是几名被邀请的、幸运的——或者上当的——来宾之一。不是说集会的发起人没有好的意图。值得赞扬的是，伊丽莎白·泰勒（Elizabeth　Taylor）担负起整个会议的组织工作。当库普进入帐蓬时，他受到雷鸣般掌声的欢迎，以表示赞赏他所做的一切。但当里根总统站起来致辞，并第一次在公共场合承认艾滋病是美国公共卫生的主要问题时，却受到敷衍的掌声，夹杂着发自内心的呸声和嘘声。应当承认，观众中，包括很多学术界人士，可能有党派观念强的人，但很多出席会议的医生并不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