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级簿》第4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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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经历中，没有同70年代同性恋者生活有关的部分。即使我有在扎伊尔的经历——那里的性习俗实行的完全是一夫多妻制，是西方所厌恶的，也使我对像彼得和汤姆在吃肉未烧前片和填满葡萄叶馅以后所提供的那信息感到意外。因为在扎伊尔的性行为和汤姆及彼得所描述的旧金山的情况是那样不同，我很难相信这种病竟在两地以同样方式传播。确实，扎伊尔大多数病人去比利时求治艾滋病的都是男性，他们似乎是异性恋者。我还怀疑这种病是否专门为男性所感染。我猜想这仅仅是经济因素造成的，因为男人控制了大部分金钱，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一路旅行到比利时并能担负医疗费用。
第二天我们在卫生部长奇巴苏博士（Dr。Tshibasu）的办公室集合。他高大强壮，头发灰白。他说着流利法语，态度和蔼可亲，表现出一种老于世故的风度。我十分了解扎伊尔的政治形势，知道他一定是蒙博托亲自挑选的人。他在位已六个多月，这样长的任期在蒙博托政权下是不寻常的长了。一般他讲，那些官员们任期都不到一年，这期间他们有足够时间在被解雇或必须回到国会之前中饱他们的私囊，而在国会里则较难（但并非不可能）致富。因此我估计奇巴苏博士即将结束他的部长生涯了。如果他处于失去官位的险境，我的朋友卡里萨·鲁蒂也会如此。这意味着我们只有极少时间根据所发现情况来进行初步研究和制订未来行动的议程。
会见是从一个非常有趣的情调开始的。奇巴苏博士有些生硬但不失热诚地向我们致意。他并不掩饰他的怀疑态度。他告诉我们他要处理的问题已经超越他的能力，如疟疾、营养不良、痢疾、结核病、嗜睡病、天花等。他用漂亮的法语说：“不要期望你们所感兴趣的问题能引起我们的兴趣或支持。我们甚至不能对付我刚刚讲过的那些问题。”我马上看出艾滋病对他是一个未知数，对于这种病将对他的国家和人民构成怎样的威协，他心中无数。
因此，我开始告诉他有关这种病的情况。我告诉他，他的几位有钱的同胞患有艾滋病，目前正在比利时的医院里淹淹一息；其中包括一位陆军上校、一位银行家和一位本地大酿酒厂的副总经理。部长开始表现出一些兴趣，但我们还不能说服他重新考虑他的立场。那要等到将来我们收集到一些令人吃惊的情况之后。
嗣后几年，在其它国家中也听到官员们同样的论点。对一些人特别是当权者，很难让他们理解艾滋病的冲击力，直到这种病已横扫他们的国家时。几年后在巴基斯但，我敦促一些卫生部官员到一个艾滋病感染的非洲城市去亲自看看，要是他们对一种传染病不采取措施，将会发生怎样的后果。至少奇巴苏博士很明智地允许我们进行初步阶段的调查。他正像卡利萨所预计的那样做了。
我们首先的任务是在金沙萨找一处能够建立一个实验室的场所。它必须让我们能够方便地得到清净的水和充足的电力。我们也必须决定为我们的研究将去考察哪几家医院。该城两家主要医院是玛玛·那模医院（纪念蒙博托母亲的），和地处郊区的大学医院（UniversityHospital）。大学医院主要为比较富有的人服务，而玛玛·那模医院则是为金沙萨绝大多数穷人服务的。在发生埃波拉瘟疫时，我的朋友比尔·克洛斯（BillC1ose）正在该院任院长。比尔已于1977年离开扎伊尔并和他的可爱的妻子定居在美国怀俄明州的大派尼（BigPiney）城。他现在是一名家庭医生，并已是社区人们崇拜的对象。
玛玛·那模医院是一所散乱的医院。它是殖民时代设计的典型医院。病房宽大，高高的马口铁天花板因锈蚀而变得不牢固了。水泥地板带着无数受苦人的污迹而发暗。空气流通就靠老式头顶扇和没有玻璃的窗。每间病房大约有30张金属床，基本都住满了病人。床垫是用棉花或草做的，被单很难得到。伙食由病人家属提供。由于医务人员短缺，家属还要担负更多的护理。浴室很少，而且难得用上。发出难闻的臭气朝你扑面而来，并尾随你直至你离开。病房普遍地塞满了受重病折磨的人。他们之中有黄疽病、肿涨病、极度瘦弱症、昏迷症和呕吐症。许多人还得了痢疾。带着伤口进了玛玛·那模医院的患者，他们的伤面上有痴皮并已化浓，散发着可怕的臭气。他们无穷无尽地来到医院。整个阴湿的走廊里都回荡着尖叫和呻吟的声音。这就是世界上穷苦人面临的疾病和死亡。
我们就是在地狱般的环境中寻找艾滋病的病人。我们从疾病所表现出来的症状和T4／T8比例来评定病人是否患了艾滋病。人体免疫缺损病毒（HIV）有选择地杀死T4淋巴体细胞而剩下T8细胞。T4淋巴体细胞是人体杀死入侵的微生物的机制的关键细胞。如果T4细胞对比T8细胞相对减少，我们便知道病人要患艾滋病或已经患了艾滋病。由于我们知道只有艾滋病才能这样，因此，T4／T8比例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诊断试验。为了进行T4／T8试验，希拉开始在大学医院建立试验室。玛玛·那模医院的试验室设施条件不足。
我们的办法很简单，连续三个星期，我们按计划调查了玛玛·那摸和大学医院的男、女病房。每当接收一位新病人时，我们将对他或她进行检查并作了病历，然后抽血佯，以便作T4／T8的试验。同时我们对已发现的病人进行检查以便了解他们的病情。我们立即被所看到的情况所震惊。倒不是因为有很多类似艾滋病的病人，那已经够糟的了，而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病人总是疾病的晚期。这就是我们所知道的美国和欧洲的艾滋病病例和1983年在金沙萨所看到的情况之间的主要区别。这里的病人都因未得到及时医疗而感染，其症状都是晚期的，真惨。例如，有人整个一只脚肿到正常尺寸的三倍，因为被黄色霉菌所感染。在西方，会对这样的感染迅速进行消毒处理，而在这里，病人等待着直到病情进一步发展到更严重的阶段。在任何情况下，有效的抗菌药在像扎伊尔这样的国家是负担不起的。艾滋病患者每日服用一片抗菌药目前是15美元，这是金沙萨人两周的工资，而他还必须有固定的工作。患有艾滋病的人没有希望得到这种治疗。
在和卫生部长会见后的那一天，我们首先去玛玛·那模医院参观。他们让我去找病房主任贝拉·卡皮塔医生。我向一位护士询问：“我是”疫病控制中心“的麦克科密克医生，我带了一组人员来帮助研究艾滋病问题，我能和这里的卡皮塔医生见面吗？但得到的回答却是卡皮塔医生不在。在这里，主管人员总是离开工作岗位去办自己的私事，这也是一桩常见的事情，这意味着，每件事都将花极长时间才能办成。我从经验中了解到像这类事情，没有上级同意，其他工作人员是不愿去插手的。如果领导不在，你就运气不好。
但是事实是卡皮塔医生第二天来了。昨天他是去看望他生病的父亲去了，住在不太远的村庄里。卡皮塔大夫是在比利时受过训的心脏病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