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级簿》第20章

ⅲ罄瓷踔炼匀颂迕庖呦低巢蝗ⅲ际视谩?br /> 潘古玛医院的病房宽敞，光线充足，而塞格布韦马的较老的尼克松纪念医院则显得阴森，令人感到压抑。照明差、墙壁清一色的暗灰，厕所抽水不好，经常缺水。粪尿的臭气充斥整个医院。和潘古玛医院一样，病房按性别和内、外科划分，还有一个妇产科和一个小儿科病房。尽管没有专家，这也算得上是本地区的最重要的医疗单位，它为方圆20英里的所有村落服务。像潘古玛的医院一样，尼克松纪念医院的男女病房都有一小问隔离病房与之相连，为的是安放传染病人。然而由于传染病人大多，一间小房间放不下，因而简单的隔离手段再一次被采用。
我们的项目不只限于监测拉沙热病的疫情和采取预防措施。我们还试图消除病毒的来原：老鼠。为此我们募集了一支老鼠巡查队。除了约翰·坎迪外，还有一位哺乳动物学者约翰·克雷布斯（John　Krebs）。他来自美国，享有美国卫生研究所（NIH）的奖学金，在亚当·谢林顿（Adam　Sherrington）的手下工作。据说亚当的妻子几年前和一个嘻皮士私奔了，也许是由于这个原因，他很不喜欢约翰。约翰是个叭叭叫的嘻皮士，秃顶，满脸大胡须。他好冒险，急于发现鲜为人知的各种鼠类的秘密。他平日在地里辛勤劳动，然后跑到森林里呆上几天捕捉老鼠，测试它们是否带有病毒。约翰全然接受当地的文化和习俗，特别喜欢吃本地的食品，配上辣椒。捕捉了一天老鼠之后，晚餐他多半是吃米饭、棕榈油、花生米和鱼沙司。加上本地的红辣椒。尽管菜里已经放了不少红辣椒，他还嫌不够，边吃菜还要边嚼辣椒。约翰是个放任不羁的家伙，总是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冒犯了亚当。但是他的工作对于了解鼠类的活动，特别是在判断鼠类与人类的接触方式上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的研究使我们对拉沙病毒在本地居民中的扩散情况有了较清晰的了解。他变得如此知名，以至后来被人们称作“老鼠博士”。
然而不论约翰取得什么成就，他总不能让亚当——他的上司，相信他的数据的真实性。亚当对约翰的仇视与日俱增。他每天都写备忘录，指责约翰无能和不诚实。由于我与约翰成天共事，我知道这些指责全然站不住脚。实际上，我了解约翰对于数字的准确性的要求远比任何人都要严格。我一直未能了解亚当的问题出在哪里，后来我才知道他自己的研究成果一直没能发表。我终于懂得了亚当之所以极端仇视约翰的原因，这可以理解，但是不能原谅，毕竟，人类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
老鼠巡查队除了内部问题要处理外，还得尊重当地的刁俗。每次安放捕鼠器前，我们都得和村民商量，讲明我们的动机。做说客的任务往往落在约翰的头上，他则往往带上另一个约翰——约翰·坎迪作帮手。后者有能力说服当地居民：也许捕捉老鼠的人是有点神经病，但是应该欢迎他们这样。
通过这次调查要弄清三件事：村里哪种鼠类最多，每户有少老鼠，有多少老鼠携带拉沙病毒。巡查队把村子里的房屋逐个编号，然后绘制了一份详图。约翰根据图上的标志，选择某些农户作抽样调查。进行调查的当日。巡查队乘坐一辆显眼的黄色捕鼠车。车身上画着拉沙标志。即一个拉沙病毒圆圈中间有只老鼠，还有一张微缩的非洲地图。后来方圆多少里的居民都认识了这个标志。多少年后，我们途经这些村落时，人们还会唱着“拉沙不是好东西”的歌。调子是我们的公众教育小组组员从塞拉利昂排行前十名的流行歌曲中选来的。
捕鼠队进村后就在村边设营，营区包括一辆卡车和两顶帐蓬。一顶帐蓬住人，另一顶放置捕捉来的老鼠。然后组员就进入选定的住户中去放置捕鼠器。捕鼠器有两种：一种是会杀死老鼠的，另一种是捉活的，以便作试验。根据房间多少放置捕鼠器，一般是每户放十个捕鼠器。第二天早上，组员去收回。把被杀死的老鼠数字记录下来，尸体放入袋中焚化。存活的老鼠则经过一种巧妙的制作方法被回收。当打开捕鼠器的开关时，老鼠以为可以逃跑了，实则是钻进了一个塑料袋中，袋中放置了浸有麻醉剂的棉花。我们对昏睡过去的老鼠逐个抽血以便检验拉沙病毒并测定是否存在抗体。老鼠的类别确定后就杀死并作解剖，器官保留下来以备分离病毒用。通过试验取得的信息全部输入电脑。
要了解老鼠是如何传播病毒的，需要进行另一项研究，要在曾患拉沙热病的住户中捕捉老鼠并与没患病的住户中的老鼠作比较。我们还想了解的是捕捉老鼠之后，新的疫情是否减弱了。这项专门研究由迪克·金利赛德（Dick　Keenleyside）负责。迪克是个英国医生，在“疾病控制中心”工作。他是个能干的研究人员，只有一个弱点，即极端害怕会得上拉沙病。每天晚上回到实验室，他都会嚷嚷嗓子痛。这种恐惧也不是完全没道理。毕竟，他每天都与捕鼠队紧密合作。但是，恐怖症对于不论是捕鼠人或是病毒追猎者都是很不利的。他乘坐伦敦班机飞回美国时还真遇到一次可怕的经历。
在飞机上，他无意中和人谈起他曾在塞拉利昂参与一起拉沙热病研究项目。显然他错找了一个谈话对象。一进海关，他就被一些警惕性高、紧张过度的英国移民官员盘问并决定要把他送去科佩特·伍德（C0ppett"s　Wood）医院检疫。位处伦敦北部的这所古老的热病医院有一具塑料制成的隔离器，凡是被认为患有外来的传染病病人要放入隔离器中进行隔离。这是一个巨大的塑料袋，不透气，可以罩在床上。对于迪克来说，这种隔离器没有必要，因为拉沙热病毒如同大多数其他出血热病一样并不通过空气传染。然而英国人费了大力，化了很多钱安装上这样一个隔离器，他们急于要使用它。一些来自非洲的乘客，到达伦敦时，只要有点头痛脑热，都会遭到这样的待遇。
迪克强烈抗议并要求移民官员与“疾病控制中心”取得联系，他说他根本没病。然而就是搬出“人身保护令”来也没用。“人身保护令”是12世纪的一种文件，它和大宪章一样可以保护公民不受国王或其代理人的随意拘捕。那是英国神圣的立法之一，但它对于英国的检疫官员显然无效。直到“疾病控制中心”检验处的代表来到，说明他对英国没有危险，英国的俭疫官员才被说服，把迪克放行。迪克还算是幸运的。在病毒面前非洲人的表现不是唯一的迷信和“不可理喻”。
我们的问题不只来自拉沙病毒。无论我们到哪里，我们的生活和工作都会遇到政局的干扰。塞拉利昂的政治动荡大多起源于两大种族之间长期存在的宿怨。一是生活在东部和南部的门德族（Mende），一是北部和西部的腾内族（Temne）。两个主要政党都以这两个部族作为权力基础，因而表面上看来是政治纷争，实际上往往是种族冲突。据说，1976年底到1977年初之间曾举行过一次自由选举，但全民大会党（All　Peop1e"sCongress）（腾内族的党）的领袖赛厄卡·史蒂文斯（Siaka　Stevens）操纵选举，自称是胜利者，然后把在位的总统赶下台。这就导致全国各地发生了一系列的冲突，有些地方甚至形成阵地战。有些冲突发生在东方省的首府凯内马和南方省首府博城。
凯内马当时有人口25000人，一次战役下来死去12人。凯内马位于门德部族地区，在东方省施行的一次宵禁大大影响了我们的工作。下午6时就不允许出入城，显然，宵禁只能引起人们，特别是忠于反对党的省份对腾内族统治下的政府的仇视，而对我们来说则造成很大困难。实行宵禁时，我们的项目才刚起步，宵禁持续了四、五个月。那时省里的人还不太认识我们，我们经常会在临时设置的检查站前被一些穿制服的人拦住。他们有的是军人，有的是准军队人员，有的什么也不是。常常会碰到一个全副武装但又满口酒臭的士兵，他对司机勒索钱财比对法律或政治问题要感兴趣得多。当地的法律与秩序已不复存在，任何持枪的人都乘机为个人捞取好处。
宵禁意味着不论我去尼克松或是潘古玛医院，都得在下午六时前赶回凯内马。由于两个医院都在25英里以外，而往往到最后一刻我才办完事。从而下得不在满路废物，坑坑洼洼的道路上飞快开车回家。即便这样不远的路程，汽车也得1至2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