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委书记和他的秘书们》第56章

上总是手牵手。玩“过家家”游戏，也总是弟弟演新郎，姐姐演新娘。到了上中学的年纪，他们不能手拉手了。两人暗暗怨恨：“如果不是姐弟，就能成为夫妻了！”
这时，侯首长夫妇也商量：如今给儿女找个既门当户对又才貌出众对像，太难了！菁菁如果找女婿，最好是“大圣”那样的，而“大圣”找妻子，最好是菁菁那样的。可是，他们现在的名分是兄妹呀……
后来，他们还是想出了办法：夫妻先是告诉侯贵卿：他并非自己的亲生儿子……从拾他的情况，说了一遍，然后到派出所进行了家庭成员关系的重新登记。
虽然“侯”姓未改，却可以和菁菁作为对像相处了。两人好不高兴！
一九六六年春天，菁菁和侯贵卿已经登记结婚。可是还没有等举行仪式，“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原来的父亲，现在的岳父被打翻在地。可是，不久又被“解放”，到一个大企业“支左”。在那个人们近于疯狂的年月，作为一个青年学生，不参加造反组织，在社会上就无地自容，就是一种耻辱。侯贵卿不愿当“保皇派”，也不甘于在火热的革命斗争中当“逍遥派”，领头成立了一个叫“捍卫毛泽东思想”大联合总部，自任领袖。他接受原来的父亲，现在的岳父的谆谆教导：第一，绝对不要参加武斗：如果打死了人，将来你必定当凶手；如果被打死了，你轻如鸿毛。第二，现在所谓的路线斗争，连我都弄不清楚，你们小孩子懂得什么？成立个造反组织做做样子是可以的，切不可太认真；第三对老干部，能保护时且保护，不能保护时，也不要落井下石。
后来的事实证明：老泰山这番训导，是何等的英明！在“你方唱罢他登场”的激烈夺权斗争中，他没有参加“打砸抢”，也开过一些老干部的批斗会，是作作样子给对立面看的，实际上是保护了他们。在派性大发作中，他“站队”又站在“支左”的解放军一边，当时叫作“大方向是正确的”。在领袖号召“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时，他主动要求上山下乡。“文化大革命”后期，他因为路线觉悟高，被公社推荐上了大学，有了文凭。
真是，人要是交了好运，就事事顺利；要是该倒霉了，喝凉水都塞牙。
革命又发展到了提拔干部要求“年龄是个宝，文凭不可少，关系最重要”的年代，三条他都有了。大学毕业后，他立即被调到中央一个重要部门，从干事、科长、副处长、处长、副局长，局长，一路攀升，像坐火箭似的，成为一名副部级主任。
俗语云：宁为鸡头，不为牛后，在国务院当个副部级干部，不如在地方当一路“诸侯”有实权。所以，侯贵卿要求到地方工作，理由很简单：下基层锻炼。
领导也认为这是个接班人的苗子，很快批准了他的请求。这不，侯贵卿到某地任了一年地委书记，经过在党校学习了一阵子，赶上河山省开省党代表大会。张敬怀被选为省委书记，经有关方面提议，侯贵卿进了候选名单，被选为副书记。按省委“排座次”，他是二把手。过几年，张敬怀一退，侯贵卿的“扶正”，顺理成章。人们从大趋势看，在河山省，未来是侯氏的天下。
这就是侯贵卿爱情和事业“兼得”的好“命”。
菁菁先是他青梅竹马时的姐姐，后来成了他的妻子。侯贵卿堪称“美男子”，而菁菁走在大街上，对面来的行人，没有不“一步三回头”的。两个人在家里时，侯贵卿称“菁菁”为“亲亲”。侯贵卿的名字曾经叫过“大圣”，又因为姓侯，菁菁私下叫他“小圣子”，简称“圣子”。夫妻生活可以用古语的“如胶似漆”形容，分开的日子，每天必通一次电话，每三天必写一封信。在夫妻关系中，只有一点不太协调：就是菁菁多疑：对“小圣子”在外面不放心。但没有公开化的矛盾。
作为一个刚到中年的男人，菁菁深深知道，侯贵卿对女孩子很有魅力，她虽然很自信，但常常担心出现“第三者”。她多次告诫丈夫：“你在外面可得老实点，不然，我可饶不了你！”丈夫便在妻子身上轻打一拳：“不许胡说！”但是，毕竟外面的诱感太多，侯贵卿有追求自由的本性。在两人分离时，他在电话中或写给妻子的信函上说的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恨不能立即团圆，心里却想着多分离一段，有点自由的空间。但他总是怕，享受一段自由是可以的，他永远爱着妻子也是真的。他常常想：感情这个东西，不像银行存款，有一定的数量，别人分去一份，给妻子的就少一点。感情无量。他给别人的再多，也不会减少对妻子的爱。所以，他有一个幸福的家庭还是真实的。
到了侯贵卿这样的级别，也有私人秘书了。这个秘书名叫司马仁，此人做他的秘书，要多么理想有多么理想。
侯贵卿和司马仁同岁，从初中到高中都是同班同学。文化大革命被煽动起来后，二人又属于一个造反组织。司马仁没有当上头头，可是观点是一致的。在“广大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高潮中，两人又是一同下乡，在一个青年点，同住一铺炕，被窝挨被窝，上工一起修理地球，下工无所不谈。他们这对特别要好的朋友，有这么多的“一致”，可是论起智商，司马仁却又高过侯贵卿一筹。在文化大革命中，造反也好，“站队亮观点”也好，参不参加武斗也好，在青年点和谁交朋友，团结谁，打击谁，都是两人一起分析，一起商量定夺。司马仁一讲自己的主意，侯贵卿立即说：“有理，有理！就这么办！”
两个人最大的不同就是家庭：侯贵卿的老爹兼岳父，是军队的高干，又在文化大革命中到地方“支左”；而司马仁的父母却是个平头百姓。二人虽然都上了大学，可是侯贵卿是“指名推荐”的，而司马仁却是靠自己考取的。他们大学毕业后，正赶上提倡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专业化等，一是因为侯贵卿老爹的关系，二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侯贵卿不仅没有“打砸抢”行为，还设法保护过老干部。所以他大学毕业后，一参加工作，就火箭似的直往上窜。到了平反冤假错案时，他又负责了一段落实老干部政策工作，很快升到副部级。在给他配备秘书时，他不忘旧友，想起了老同学司马仁。因为目前他面临的形势，担当的任务，需要考虑的问题，比过去更为复杂，如果有司马仁当他的秘书兼高参，就没有可比的人选了！现在他既然有了权，向组织部门要谁当他的秘书，真是易如反掌。
他一句话就把司马仁调到身边。人生就是这么奇妙。地位和智商现在倒了个儿。
原来司马仁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了一个工厂当宣传干事。一下调到当年的好友如今的副部级主任身边当秘书，司马仁千恩万谢。侯贵卿对他讲：咱们两个对外是上下级，“对内”还和过去一样：好朋友！
司马仁更为感动：升官而不忘旧情，难得！如果司马仁从一个宣传干事，从副科长，科长，副处长，处长，副局长，升到局长……没有十年二十年，是办不到的，越往上，像运动员创纪录似的，竞争越激烈，也许在一个“干事”的岗位上，他要碌碌终生。而给侯贵卿当秘书呢？三年，四年，顶多五年，也就有上天之日了。他相信，侯贵卿绝对不会亏待他。
侯贵卿和司马仁的亲密关系，从相互的称呼上也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在青年点时，司马仁称侯贵卿为“大哥”，因为“司马仁”这个名字叫起来太咬嘴，侯贵卿叫他为“小司”，慢慢变成“小四”加个“儿”韵，就是亲昵的“小四儿”。
现在，在公众场合，他尊敬地称侯贵卿为“侯主任”，私下还叫他“侯大哥”或“猴儿哥”，而侯贵卿在公众场合叫司马仁为“司秘书”；私下亲热地叫他“小四儿”。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改成“老四”，司马仁私下则叫他“大侯”。
司马仁向侯贵卿建议：中国是“官本位”的国家，当官必得有威信。威信二字嘛，有威，又有信。威，首先你要是说了算，说了有人听，要让人怕你，谁不听话，思想不解决问题，就组织解决问题换成自己的人。信呢？就是你的工作能力和思想水平。这和侯贵卿老岳丈的教导是一致的。所以，侯贵卿把“威”放在第一位。在公众场合，侯贵卿架子十足，训起人来，不管你的官多大，只要比他侯贵卿小一点，违背了他的意志，批评起人来，就和训三孙子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