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文化与潜规则》第37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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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当官的心理，其实是男人对权力的本能追求，是血性的文明表现，也是男人味的表征，一个男人如果不会海聊谈政治，只懂得闲聊流行风尚，往往是会被人瞧不起的。
毛泽东年轻时就立下了很大的志向——想当官。他在《沁园春？雪》中写到：“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他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气魄雄魂，多么豪迈！多么感人！历史也证明，他在这个世界上的“出潮是最精彩的。
更何况，我们现在有渐渐健全的体制与法制，“官”也可以当得更职业化、更专业化！我们应该鼓励男人的这种“官”怀。
本来，想当官，应该像想当科学家、医生、工程师一样，是一种可以公开表白的职业或者理想。只要把竞争机制引进干部人事制度，反对为个人利益谋取官位，反对以“官”谋私，那么为人民“当官”，也就是鼓励做人民公仆，鼓励为事业承担更大的责任、做更大的贡献。这是很光荣的事业，没有什么好遮掩的。现在不是有些部门在公开招聘副厅长、局长、主任吗？那些应聘者，个个都拍着胸脯公开声言：我想上，我愿上，我能上！
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面临的挑战越来越多，这意味着公务员的竞争明显比过去激烈。公务员如果缺乏忧患意识、不思进取，随时都可能被淘汰出局。如今许多人都开始感叹：官越来越不好当了！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与公务员新思维下，你还好意思再“妖魔化”男人的官瘾吗？
好男人生来想做官
我们生来就注定要面对竞争。想当“现代官”，更要有强烈的竞争欲望，这是一种生命力的证明。在现代社会，“爱当官”还有更现实的意义，它表现出来的就是对政治的关心，对社会的负责任、对民生的关怀。美人最怕性冷感，男人最怕对政治冷漠。
我们会发现这样一个现实：军人往往英气逼人；想做官的男人往往锐气难挡！有句老话说“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可见，中国男人最初的当官意识，是正面的，是有责任感的表现。很多小学实行班干部轮流当，就是为了锻炼孩子的组织能力与驾驭能力、协调能力和感召力。当官是目标，其实也是人生历练。正如男人参军一样，那是一种意志洗礼，也是“男人毕业”的一等课程。一个男人的心气有多高远，将决定他能走多远。男人最怕失去斗志，而当官欲望，可以强化这种可贵的进取心。
当官不仅与许多个人利益联系在一起，也是对自己价值的一种肯定，更是人生奋斗的目标。
在今天，“张榜招贤”、“毛遂自荐”仍然是男人的美德！这些公开表明想当官的男人，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非常自信，很有男人样。新的时代需要树立新的观念，青年人要敢于自我表现。想当官，只要是为了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作贡献、推动历史进步，就是值得提倡并积极保护的。优秀人才如果能聚集到公务员的队伍里，我们的社会一定会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现在，有些商人也投身到这个队伍当中来了，人类文明史上从来就不缺乏“富商从政”的例子，在西方国家更是屡见不鲜。这是国家走向辉煌的一个好现象。作家刘洪波说，“学而优则仕”在中国有悠久传统，倘若都不以贪婪为仕途首任，聚集一批有理想有才干的青年才俊参与国事，又有什么不好呢？
如此升官
升官是官场中人的最大愿望，但官不是想升就能生的，如何升官可以说是个比较深奥的问题。前几天看了几则古代的官场小故事，觉得挺有意思，这些官吏在让人感到既荒唐又莫名、既好笑又可气的情况下官职便得到迅速擢升。
武则天当政时，年事已高的她十分怕老，更怕死，所以非常在乎自己的容貌。这时，有个叫朱前疑的小官便抓住了武则天的心理。有一天他上奏说：“臣梦见陛下寿满八百岁。”武则天听了十分高兴，当即任命他为拾遗。不久，朱前疑又奏道：“臣梦见陛下白发再黑，齿落更生。”武则天又立即提升他为驾部郎中。朱前疑尝到了甜头，一次从河南回来又向武则天禀告：“臣返京时经过嵩山；听见嵩山大呼陛下万岁，结果万山呼应，响彻云霄。”嵩山为五岳之首，它呼万岁，当然就万岁无疑了。武则天不胜欢欣，当场就赐给他一个五品以上的朝臣才有资格佩戴的“算代”，而朱前疑当时还不是五品。这个朱前疑堪称说瞎话不脸红的高手。
南朝宋孝武帝刘骏的爱妃年纪轻轻便死了，刘骏万分悲痛，多次带领群臣到墓地痛哭。一次，秦郡太守刘德愿随同皇上来到墓前，刘骏对他说：“你哭贵妃，只要情真意切，痛不欲生，朕当有重赏！”刘德愿心领神会，随即大放悲声，又是捶胸跺脚，又是呼天喊地，直哭得披头散发，嗓子沙哑，胸前双袖被眼泪湿透，几乎哭得昏死过去。刘骏大为感动，不久就提拔他当了豫州刺史。恐怕刘德愿亲爹死了他也到不了这份上，毕竟对象不同，这可是“工作”需要呀！
如果说挖空心思的溜须拍马和按领导要求去竭力表现还算“平常”招数，毕竟付出了辛苦，让人能“想得通”的话，下面几则就有点让人觉得有点像笑话了。
北宋大臣毕士安是一位颇有声望的名相，他女婿皇甫泌却依仗着岳父的权势为非作歹，毕士安多次劝戒依旧我行我素。无奈，毕士安决定将这一情况申奏朝廷，用国家的法纪来惩戒他。一日早朝，毕士安刚说到“臣有一小婿，名叫皇甫泌……”就被殿外呈上十万火急的军情打断，随后满朝文武紧张地讨论起军情来，直到散朝毕士安也没机会把那件事讲明白。下次早朝时，毕士安又提起此事，刚刚启奏“臣婿皇甫泌”几个宇，不巧这时皇帝内逼甚紧，便急匆匆起身退朝，只听皇帝边走边说：“毕爱卿既然反复提及皇甫泌，朕已知道了。”两天后，皇帝降下一道圣旨：“皇甫泌为官有绩，着迁官一阶。”　就这样，一个恶棍竟因祸得福升了职。
唐高祖的儿子滕王李元婴做隆州刺史的时候骄纵失度，手下参军裴聿多次劝谏，李元婴不仅不听反而恼羞成怒，用竹板狠狠地揍了他一顿。后来，裴聿携带本州的民赋簿籍来京都长安述职，顺便把自己规劝滕王反遭责打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哭诉给皇帝李渊。李渊问裴聿：“滕王打你几回？”裴聿答道：“就一回；总共打了八板子！”李渊听罢，当即传旨把裴聿的官秩连升八级。恐怕裴聿一定后悔，为什么当时他不多打我几下？
武则天当政时，男宠张昌仪任洛阳令，凡是求他办事的只要行贿就一律答应。有一天，张昌仪正要去上朝，有个姓薛的候补官员在路边拦住马头，一边递上50两黄金，一边把自己的名片送上去。张昌仪什么都明白，他把金子收好，拿过名片只看了一眼姓什么就揣进了怀中。随后，张昌仪把那人的名片交给安排官位的天官侍郎张锡叫他办理。没料几天后张锡竟将那人的名片丢失了，只好硬着头皮去见张昌仪。张昌仪听了破口骂道：“真是个不会办事的东西！拖至今日，我也记不得他叫什么了，只记得姓薛！这么着吧，只要姓薛的，你都给他安排官职就是了！”　按当时情况，送礼那个升了官倒也说的过去，就是便宜了他的那些同姓们。
不管通过什么匪夷所思的渠道，这些人的官位确实?